公元前284年，燕国大将乐毅、秦国大将白起、赵国大将廉颇、韩国大将暴鸢、魏国大将晋鄙，各率本国兵马，按约定日子会和一处，由燕国大将乐毅为上将军，统帅五国兵马，浩浩荡荡杀向齐国。乐毅身先士卒，五国兵马奋勇争先，很快就把齐军打得溃败而逃。这时，秦、赵、韩、魏四国军队分路收取齐国边城，只想捡现成的，不愿前进了。唯独乐毅带领燕军长驱直入，继续攻齐。仅半年工夫，燕军就取城七十余座，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处仍在顽强抵抗。
    乐毅认为，单靠武力收服不了齐国的民心，民心不归顺，即使将齐国攻下，也难以巩固。眼下齐国这两个城池，均在掌握之中，成不了大气候，不如攻心为上，使其自降。为此，乐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在进军途中，乐毅向齐国军民广为宣传燕王的恩德，安抚百姓。他带兵已进入齐国国都临淄就申明军纪，并用官爵争取齐国上层人物的支持。后来，乐毅打到了画邑，他听说齐国太傅王蠋年老辞官归故里，他的家就在此地。为了借助这位德高望重的太傅去收取民心，乐毅传令全军，画邑周围三十里地内不许侵犯。同时，派人携重礼前去相聘。但王蠋称年老多病，推辞不往，后来竟在家里自杀了，乐毅闻而叹息，命人厚葬他，并为其树碑立传。
    每占领一地，乐毅就下令废除齐国的暴令，为人民宽赋役；尊重当地百姓的风俗习惯，保持他们固有的文化；优待地方上的名流绅士，访求逸民；给已故的齐桓公修建庙宇，郑重地进行祭祀。齐国军民见燕军如此厚施恩德，深为感动，争相奔走相告。
    在围攻莒和即墨的过程中，为了使城里的齐国军民感恩悦服，乐毅下令把围城军队撤退九里。他还命令燕军将士：城中民有出樵採者，听之，不许擒拿；其有困乏饥饿者食之，寒者衣之。于是齐民皆喜。可惜，后来由于燕国君臣从中破坏，乐毅这一谋略未能贯彻始终。
    从以上可以看出，乐毅在攻齐的战争中，能够认识到人心向背的作用，懂得知兵非好战的道理，意识到战争的胜利并不是一味的穷兵黩武，而是从政治上展开一系列的争取民心的工作，取得了齐民皆悦的效果。这在当时是难得可贵的。在齐国还有一定实力的情况下，如果不在政治上采取这样的一系列措施，要想兵分五路迅速占领齐国七十余座城池时难以做到的。尤其是在围困莒和即墨的战斗中，在攻城技术受到限制的条件下，采取着呢过去民心的办法，可谓是民智之举。倘若燕国的君臣能够继续信任乐毅，使他的攻心为上的策略实施到底，那么莒和即墨的抵抗不会长久，拿下整个齐国也是指日可待的事，不过，历史就是这样——没有如果。
    乐毅攻心为上的谋略，与后来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有异曲同工之妙。为将之道，可以攻心，领军作战，最重要的不是消灭的肉体，而是在于征服对方的内心。在这一方面，乐毅的粉丝——诸葛亮，最为推崇。公元225年，诸葛亮出兵平定南蛮。他一反东汉时代的洗劫政策，采取和抚方针，实行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把政治争取和军事打击巧妙地结合起来，对少数民族首领孟获的七擒七纵，成功地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统一了中国西南地区。同样，在解放战争中，我军歼敌八百多万，其中起义、投诚及接受和平改编的达到了一百一十七万，俘虏达四百五十余万，这也是贯彻攻心为上策略的集中体现。
    不过，攻心为上策略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政治上的争取要以军事上的进攻为基础，心战必须以兵战为后盾。《吕氏春秋》写道：用武则以力胜，用文则以德胜。文武皆胜，何敌之不服。乐毅攻心为上，绝非纯粹的向齐人布施恩德，而是恩与威并用，达到争取人心的目的。他是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情况下才实施攻心为上策略，这个时间的度，也是得把握好的。诸葛亮的攻心为上的战术，也是这样，如果没有他两年的积极准备，未占有绝对优势兵力，是不可能在战场上七擒七纵的，自然也就不会有孟获的心服归顺和南蛮的平定。因此，唯有把恩与威结合起来，恩威并重，心战与兵战相结合，才能使攻心为上发挥到最高的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