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山东鄄城人，战国中期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军事指挥家，兵家“势宗”的代表人物。相传是“兵圣”孙武子的后代，曾跟随鬼谷子学习兵法。著作有《孙膑兵法》，部分失传。一九七二年山东省临沂银雀山汉墓中挖掘出土有《孙膑兵法》残简，现藏于临沂金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其书有一万一千余字。

纵观《孙膑兵法》，在继承孙、吴战争观的基础上，孙膑对于战争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发展。其在《威王问》中指出，战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不是可以经常使用的。战胜固然可以“存亡国，继绝世”，而一旦战败，则会“削地而危社稷”。战争作为“布道”的手段，进行战争一定要合于“义”，“战而无义，天下无能固且强者”。因此，对待战争要慎之又慎。喜好战争的国家一定灭亡，贪图胜利的君主一定受辱。孙膑的这种战争观比《司马法》所说的“以战止战”的思想显然要更加深刻和实际。

在具体的军事指挥上，孙膑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阵法。春秋时，由于盛行以车兵为主的方阵作战，阵法大多以“三阵”、“五阵”为主。战国时，由于形成以步兵为主，车、骑兵为羽翼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又出现了大规模的野战和围城战，所以军阵的阵法更加复杂化了。孙膑在《官一》篇中进行了深入而又全面的阐述。此外，还概括出一套排兵布阵的基本原则，即“用阵三分，每阵有锋，每锋有后，皆待令而动。斗一守二，以一侵敌，以二收”。这就是说，用兵作战，可以把兵力分为主力、先锋、后续部队三支。作战时只以三分之一的兵力接敌，而以其它三分之二作为机动兵力蓄劲待敌。如果敌人弱而乱，就用精锐的部队击溃它；如果敌人强而严整，就用老弱士卒去引诱它，待它兵力分散以后，再行进攻。该原则可谓是冷兵器时代阵地战的通则，至今仍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而孙膑对于军事学的最为主要的贡献在于，其发展了孙武“任势”的军事理论，明确提出了“因势而利导之”的作战原则。《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孙膑贵势”，这指明了孙膑指挥艺术的显著特征。“势”即战争态势，是敌我双方军事实力（包括兵力、武器装备、军事物资等）的布局。战争是瞬息万变的，所以要及时抓住有利战机。历史上孙膑的“围魏救赵”正是这类策略的典型代表。战国初期，魏惠王即位后，凭借文、武二侯积累下的实力，发动了一系列针对韩赵两国、力图统一三晋的军事行动。惠王十七年，魏军发起了针对赵国国都邯郸的大规模进攻。交战之初，魏军势头甚锐，赵军渐渐不支，只得求救于齐国。魏国经过一年的围攻，终于攻克了赵国的都城邯郸，此举震动天下。齐威王为了维持三晋均势，弱化中原，急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领齐军精锐驰援赵国。此刻，孙膑做出了“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的著名军事学判断，力谏齐王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令庞涓释赵而自救。并于魏军必经之路设伏，以逸待劳，阻击魏军。威王从其计，令齐军急趋大梁，魏军果然放弃邯郸，回救大梁，齐军于桂陵大破梁军，一战而确立了齐国在列国中的军事优势。是役，孙膑紧紧抓住了魏军倾国攻赵的弱点，选择了魏军久战锐气减弱的最佳时机，选择了桂陵这个魏军回救大梁的必经之路，以逸待劳，设伏狙击，体现了“冲虚动敌”的精神实质，成为孙子“致人而不致于人”思想的典型案例，不愧为势宗宗师的手笔。

孙膑不但是继孙子和吴子之后的最为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指挥家，而且也是军事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其“重谋重势”的指挥风格为东方兵学“以计代战”特色的确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