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火攻篇实例
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是指三国形成时期，刘备、孙权联军于建安十三年（208年）在长江赤壁（今湖北赤壁西北）一带大破曹操大军，奠定三国鼎立基础的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这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争之一，也是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中最为著名的一场。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长江流域进行的大规模江河作战，标志着中国军事政治中心不再限于黄河流域。最后以火攻大破曹军，曹操北回，孙刘双方亦各自夺去荆州。
白江口海上火攻战 公元663年，在黄海东岸，发生拉一场激烈但鲜为人知的海战。也许是年代久远，史籍资料缺少记载，人们逐渐淡忘拉这场战争，我们知道历史上中国已经数度成功构建了整个东亚乃至周边区域的***礼治体系，但日本始终未能被完全纳入其内，日本文明是纯粹的农业和渔业文明，而且由于海洋的地理隔离作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与亚洲大陆大河流域内的华夏文明发生直接和大规模的冲突，所以在中日两国在近二千年的相互交往历史过程中未能通过朝贡体系或盟约加以稳定，再由于日本人的岛国扩张性格，使日本在本质上无法和东亚其他国家和平共处，所以中日之间的战争也是不可避免，今天就来谈一谈白江口海战，这场海战的意义不仅仅是千年灭倭第一战，在世界海战发展史上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这次海战中，大唐舰队使用自己发明的“火箭炮”，以少胜多，一举歼灭拥有400艘战船的日本舰队。 公元四世纪，在曾为汉代疆域的朝鲜半岛上陆续出现拉三个独立的国家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长年进攻和对抗，为拉各自生存，三国分别向唐朝和日本结盟，高句丽在秦汉时代是隶属于我汉朝的辽东地方政府，李唐有意将它收复，故它靠拢倭奴（注：即当时的日本）；新罗因与倭奴结怨，故和唐王朝亲近；百济与倭奴的关系较为密切，加之公元653年百济、倭奴“通好”以后，就形成了以高句丽，百济，倭奴为一方，新罗，唐朝为另一方的政治局势。 公元661年，唐高宗年间，中日2国为争夺对朝鲜半岛的统治权，经常发生军事冲突。662年，倭奴联合百济起兵反唐，将唐军刘仁愿刘仁轨部围困于熊津城内。不久唐高宗发水陆大军十万余增援，解拉熊津之围。 公元663年，刘仁轨指挥了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海战——白江口战役，史书上有着这样的记载，刘仁轨听到日本增援百济的消息，得意之下说道，“是上天要富贵我这个老头子” 6月，倭奴天智天皇令倭将毛野稚子等率27000余人向新罗发起进攻，夺取了沙鼻歧，奴江二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不久，由孙仁师率领的7000名唐朝援军也渡海到达熊津，与刘仁轨会师，唐军军势因此大振。刘仁轨与诸将计议，认为：“周留，贼之巢穴，群凶所据，除恶务本，须拔其源。若克周留，则诸城自下”。遂制定了进攻周留城的计划。周留城即建筑在白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易守难攻。当时，尽管唐新联军已从三面包围了周留城，但百济只要能确保周留至白江一线安全畅通，就能得到倭奴从海上的支援，从而据险固守。因此，白江成为维系周留存亡的生命线，两军都誓在必争。唐新水军首先到达白江江口，随后倭奴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江，中日2国舰队在黄海东岸白河口（今朝鲜锦江口）群山湾海面相遇，于是一场激烈的海战开始拉。 从当时双方的实力来看，大唐水军7000余人，170艘战船；倭奴水兵万余，1000多艘战船。倭奴虽然在人、船数量上多于我方，起初，日本舰队利用其数量上的优势，按浆船时代的传统战法，以方阵队形向唐朝舰队逼近，企图用撞击战和接舷战取胜。但唐将刘仁轨成竹在胸，不以方阵队形和倭奴硬碰，而是用火攻。他将舰队组成纵队，在上风口抢占发射火箭火炮的有利位置，然后对敌舰实施火攻。当时，唐朝舰队采取线式队形机动展开，不仅使倭奴舰队扑空，而且出其不意占领拉上风有利位置。船上的水兵用安置在穿上的抛石机和弩机将点着的火药包猛烈的射向日本舰船。面对从天而将的熊熊烈火，日本人毫无准备，顿时兵慌船乱，只能看着火逐风飞，大烟突起，四下舰船一时尽烧，船员纷纷跳船逃命。刘仁轨见火攻得手，便下令舰队趁胜追击。结果，唐朝舰队大胜倭奴。《旧唐书．刘仁轨传》中“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倭奴舰队悉数被歼。 白江口之战为何能以少胜多呢？有三大原因，其一，唐时中国舰船的坚固和把火药用于海战。唐朝是中国经济文化科学技术高度稳定发展的时期，沿海造船技术比以前更发达，，《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载，唐太宗曾“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高宗也曾敕令36州造船以备东征[15]（卷一一一，罢三十六州造船安抚百姓诏），这既表明唐初造船业基础雄厚、规模宏大，又表明唐初战舰制造能力很强。对此问题，前人论述甚多唐朝造船技术高，造舰技术也高。前述海鹘两翼装浮板，增加稳定性，能抗风浪；楼船则上下几层，下层可装铁石压舱，中层可住宿生活，上层和两舷则可分层排列作战，居高临下使用弩、炮，往往能克敌制胜，且船体高大，结构坚固，乘风下压往往能犁沉敌船，威力强大，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76—77页），而造船的木材也多取自四川优质树木，舰船构造坚固，各类性能齐备，唐初海军所配备的舰船按其用途分为若干类型。据杜佑《通典兵十三水平及水战具附》记载，当时军用舰船有六种类型：楼船、艨艟、斗舰、走舸、游艇和海鹘。使舰队的组成日益健全，特别是武器方面有拉突破性的进展，海军除舰船外，还必须装备与之配套的兵器，否则也无法作战。按当时的技术，海军的主要兵器除常用的刀、剑、矛、枪、弓、弩外，当有绞车弩、拍竿和炮车及配套的箭、石等。唐初海军弹药除了与舰载武器弓、弩、炮车相配套的各种型号的箭和石弹之外，还有一些用于火攻的弹药。据《卫公兵法辑本卷下》载，唐初名将李靖详细论述了当时的一些火攻战具，包括火箭、火杏、燕尾炬、游火；助燃物则有油，常以瓢、囊盛之。在唐代火药用于军事上先是利用当时的重型远射武器抛石机，把点着的火药包抛射出去，以烧伤敌人；到拉后来，发展到用海上进攻突击的利器当时主要的远程杀伤武器弩机将点着的火药包射出，成为最初的火箭。刘仁轨首次把“火箭炮”应用于海战，并取得成功，对打败日本舰队起到拉决定性的作用。 其二，唐将刘仁轨战术精良。刘仁轨河南尉县人（现称封县），自幼好学上进，喜读兵书。在大战之前，刘仁轨对中国古代许多火攻战特别是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进行拉研究，掌握拉火攻战顺风攻击的特点，并制定拉相应的战术。当时的战场在今锦江下游河口处，离海尚有一段距离，河道弯曲，水流较急。唐海军配合陆军从上游的熊津出发，包围百济驻守的处于下游的周留城，并封锁河口，当是其急于解周留之围，因为周留控扼白江咽喉，是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不入内河，无以解围妄图凭藉数量优势以勇取胜，妄信“我等争先，彼应自退”（天智天皇二年八月条），贸然率远来部伍不整之军进攻唐朝海军既设之阵地唐海军则因势利导，以战斗力强但大而不便的楼船、海鹘居中构筑阵地迎敌，以战斗力强又机动灵活的斗舰、走舸从左右两翼出击迎敌，夹船绕战，迫使日舰汇集于中间，然后实施火攻，利用火舫顺流而下，冲烧敌阵，并以弩、炮远距离密集发射火箭、火炬、火球、油瓢、油囊等，油助火威，风助火势，迅速击败日军。刘仁轨敢于突破传统的海战思想，第一次使用火药武器对倭奴舰船进行火攻战，成功焚毁其舰队。 其三，唐代海军训练有素，唐初，海军已有严格的条令，据《通典兵二法制附》记载：“船战，令曰：擂鼓一通，吏士皆严；再通，什伍皆就船，整持橹棹战士各持兵器就船，各当其所，幢幡旗鼓各随将；所载船鼓三通鸣，大小战船以次发，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左，前后不得易，违令者斩。”总之，唐初海军战船种类多，各舰行动协调，训练有素，阵位清楚；战船所载人员也按其职责 分为将吏、战士和什伍（注：《卫公兵法辑本卷下》记载：“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备杂供之要。”这表明守城时，为战士提供后勤服务的人员竟达战士数量的一半。在海军战船上，若包括操持橹、棹者，非战斗人员与战士 之比例将更大。），大家职责明确、配置严谨、纪律严明，刘仁轨在白江口大战之前在山东招募拉7000名海军，对他们进行拉良好的航海训练和使用火药武器的训练，从而保证拉海上火攻战的成功。 中日白江口海上火攻战，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在世界海战史上有重要的意义，这场海战将世界海战史从冷兵器时代推向拉热兵器时代。
孙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而止。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