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这个概念，在第二篇第二章中就已确定了。战略就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战略本来只同战斗有关余，可是，战略理论必须同时研究战斗的实施者（军队本身）以及同军队有关的主要问题，因为战斗是由军队进行的，并且首先对军队发生影响。对战斗本身，战略理论必须就其可能取得的结果和运用战斗时起非常重要作用的智力和感情力量来进行研究。

　　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所以，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争目的的目标，也就是拟制战争计划；而且必须把也就是拟制各个战局的方案和部署其中的战斗，达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行动同这个目标联系起来。所有这一切，大都只能根据那些与实际并不完全相符的预想来确定，而许多涉及细节的规定根本不能在事先作好。所以很明显，战略也必须到战场上去，以便在现地处理各种问题，并且不断对总的计划作出修改。因此，战略在任何时刻都不能停止。

　　关于这一点，人们并不是一直都这样看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以往战略通常由而由军队掌握而不由内阁掌握，这就是证明。可是，只有当内阁距离军队很近，可以看作是军队的大本营时，这样做才是合适的。

　　在制定计划时，理论将为战略服务，或者更正确地说，理论将阐明事物本身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突出那些少数作为规则或者原则的东西。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第一章，考虑到战争涉及许多重大的问题，那么就会明白，只有具有了非凡的洞察力，才能考虑到所有这一切。

　　如果一个君主或统帅善于完全根据自己的目的和手段进行战争，而且做得恰如其分，那就是他有天才的最好证明。可是，这种天才的作用不是表现在那些新发现的行动。惹人注目的方式上，而是表现在整个战争的胜利结局中。我们应当赞赏的是，在最终结果中看到他默默作出的假定是那么符合实际，整个行动是无比的协调。

　　一个研究者，如果在总的结果中不能看到这种协调，就易在没有天才和不可能有天才的地方去寻找天才。

　　战略使用的方式和手段都极为简单，并且由于经常反复运用，已为人们所熟悉，因此，如果具有一般常识的人过多地听到评论者夸张地谈论它们，就只会认为可笑。例如，被无数次运用过的迂回运动，在那里被称赞为最透彻的洞察力的表现，在这儿被称赞为最杰出的天才的表现，甚至说是最渊博的知识的表现，难道还有比这更加无聊的怪论吗？

　　更为可笑的是，正是这些评论者根据最庸俗的看法，把一切精神因素都排除在理论之外，只想论述物质因素，以致将一切都局限在优势和均势。空间和时间这几个数学关系上，局限在几条线。几个角上。如果只有这点可怜的东西，那么，恐怕还不能用以给小学生出一道数学习题。

　　而我们认为，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公式和习题的问题，物质事物的关系全是非常简单的，要把握住起作用的精神力量才相对困难。不过，就算是精神力量，也只是在战略的最高范围，即战略接近政治和治国之道。甚至当它们合而为一的地方才是错综复杂的，它们的种类和关系才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如同我们说过的那样，它们对军事行动规模的影响比对行动方式的影响要大一些。在行动方式占主要地位的地方，比如在战争的具体大小行动中，精神力量的数值就降低了。

　　可见，在战略上一切都非常简单，但是并没因此就非常容易。只要根据国家的各种情况确定了战争可以做些什么，确定了战争应该是怎么样的，就不难找出进行战争的道路了。可是，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把计划贯彻到底，不因为一千个原因动摇一千次，那么除了要有异常清醒和坚定的头脑外，还要有十分坚强的性格。所以，在上千个优秀人物中间，有的可能以智力著称，有的可能以大胆或意志坚强而出众，有的可能以洞察力见长，可是也许没有一个人能兼备这些品质而成为高出一般水平的统帅。

　　跟战术上相比，在战略上下更重要的决心要有坚强得多的意志力，这听起来好象很奇怪，但是大凡了解战争的这方面情况的人是不会怀疑的。在战术上，情况的变化十分迅速，指挥官觉得自己好象被卷在旋涡里一样，不冒生命的危险就不能同它搏斗，他只好抑制住不断产生的种种怀疑，勇敢地冒险前进。在战略上，一切进行得十分缓慢，自己的和别人的疑虑。意见和异议，以至不适时宜的懊悔等都能发生较大的作用。在战术上，至少有一半的情况是人们亲眼看到的，但在战略上就不同，一切都必须靠揣测和猜想，因而信心也就相对较小。这样，大多数将帅在应该行动时就陷在错误的疑虑中。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历史，看看腓特烈大帝１７６０年的战局。这次战局是以出色的行军和机动而闻名的，曾被评论界誉为战略上的真正杰作。难道我们应当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他忽而从右翼忽而从左翼迂回道恩的打法吗？难道我们应该将这种打法看作是高超的智慧的外在表现吗？不，如果我们想毫不夸张地。如实地判断问题，我们就不能如此。我们首先赞赏的是他的智慧，他以有限的力量追求一个大目标时，从不干力不胜任的事，而是采取刚刚足够达到目的的行动。他这种智慧不仅在这次战局中可以见到，并且在这位伟大的国王所进行的全部三次战争中都可以见到。

　　他当时的目的是签订一个和约来确保对西里西亚的占据。

　　作为一个小国的首脑（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情况同其他国家类似，只有在行政管理的个别方面较为优越），他不可能成为亚历山大，如果他想仿效查理十二，也一样会被打碎脑袋。我们在他进行的全部战争中，可以看到他有一种节制地使用力量的能力，他能始终保持镇静，但也不缺少冲劲，在十分紧急的时刻，能把力量发挥到令人惊异的地步，随之为了服从政治上最微小的变动，又能继续保持平稳。不管是荣誉心。虚荣心还是复仇心，都不能让他离开这条道路，正是这条道路引导他走向斗争胜利的最后。

　　这样几句话怎么能评价这位伟大统帅在这方面的成就呢！只有仔细观察这次战争所取得的惊人的结局，探讨导致这种结局的原因，人们才会深信，正是他敏锐的眼力让他顺利地绕过了所有的暗礁。

　　这是这位伟大的统帅让我们钦佩的一个方面。这一点在１７６０年战局和所有其他战局中都有表现，但在１７６０年战局中更为突出，因为在任何别的战局中，都不象在这次战局中那样以很少的牺牲同优势很大的敌人保持了均势。

　　让我们钦佩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克服了实际中的困难。从右翼或左翼迂回敌人，这样的机动是很容易想出来的。集中自己数量有限的兵力，用迅速的运动让自己的力量发挥几倍的作用，以便在哪个地点都能够抗击分散的敌人，这也是不难想出来的。这些创造并不值得我们钦佩，对于这么简单的事情，除了承认它们简单之外，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可是，让一个统帅象腓特烈大帝那样，把这些重试一次吧！许多目睹过这一切的著作家，在很久以后还说他的野营是危险的，甚至说是轻率的。我们不曾怀疑，当他设置野营时，这种危险要比事后看来大两三倍。

　　在敌人的眼前行军，甚至往往在敌军的炮口下行军，也同样是这样。腓特烈大帝敢于这样野营和行军，因为他从道恩处理配置兵力和问题的方式的方法中，以及道恩的性格和责任感中找到了根据，所以，他的野营和行军不是轻率的。然而，他所以能这样做而不被那种在三十年后还被大家谈论和描绘的危险所迷惑和吓倒，正是因为他果断。大胆和意志坚强。在他那种处境下，恐怕没有几个统帅会相信这些简单的战略手段是能使用的。

　　实行中还有另外一个困难：在这次战局中，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在不断地运动。它曾经两次在有拉西追踪的情况下跟随着道恩，沿着难以行走的道路从易北河向西里西亚行军（７月初和８月初）。军队时刻都必须做好战斗准备，由于行军必须巧妙地进行，军队必须忍受极大的劳累。虽然有几千辆辎重车随行，甚至阻碍了行军，但是军队的给养仍然很缺乏。在西里西亚，军队在累格尼察会战以前，曾经只得连续夜间行军达八天之久，辗转在敌人阵地前面，这要求军队忍受极大的困苦和劳累。

　　难道可以相信，这一切在军队中能不引起巨大的阻力吗？难道统帅用他的智力如此地调遣军队，能象测量员用手转动等高仪那样容易吗？这位最高统帅和元首看到又饥又渴的。可怜的弟兄们疲惫不堪，能不千百次地觉得痛心吗？难道因此而产生的怨言和牢骚能不传进他的耳朵吗？一个普通人能有勇气提出这样的要求吗？如果不是对统帅的正确和伟大有无比的信任，难道这样的劳累不是必然地要引起纪律松弛和士气低落，简单说来，不是要破坏军队的武德吗？我们应该尊敬的地方正在这里，我们应该钦佩的正是实行中的这些奇迹。可是，只有那些有亲身体验的人，才能充分领会这一切。那些只从书本上和演习场上了解战争的人，是根本不能领会这些的。因此，但愿他们真诚地从我们这里接受那些通过他自己的经验无法得到的东西吧。

　　上述例子很明确地说明了我们的想法。在结束这章时，我们再简单地说明一下，在论述战略时，我们将阐明那些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战略因素（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我们的方法是先谈各个部分，然后再谈整体，最后以整个军事活动的联系，即战局计划和战争计划作结束。

　　只把军队配置在某一地点，这只表明在这里有可能发生战斗，并不一定真正会发生战斗。这种可能性能不能看作是一种实际的。现实的东西呢？当然可以。战斗的可能性只要具有效果，就可以看成是实际的东西，而战斗的可能性总是有效果的，不管效果怎样。可能的战斗由于有效果因而应该

　　看作是实际的战斗如果派遣一支部队去截断逃跑的敌人的退路，而敌人没战斗就投降了，那么正是我们派去的这支部队准备进行战斗，才让敌人作出了这个决定。

　　要是我军某部占领了敌人一个没有设防的地区，因而剥夺了敌人作为补充用的大批力量，那么，我军之所以能够占有这个地区，只是因为我们派去的部队已经让敌人看到：如果他要夺回这个地区，我军就要跟他进行战斗。

　　在上述两种场合中，战斗只是有发生的可能，就已经产生了效果，因而这种可能性就成为实际的东西。假定在这两种场合敌人以优势兵力抗击我军，迫使我军没经过战斗就放弃自己的目的，那么，纵然我们没有达到目的，但我们原定在这里进行的战斗，依旧不是没有效果的，因为它把敌人的兵力吸引来了。就算整个行动是失利的，我们也不能说这个部署，这个可能发生的战斗是没有效果的，只是它的效果跟一次失利的战斗的效果相似而已。

　　可见，打垮敌人和消灭敌人军队，只有通过战斗的效果才能实现，不管战斗已实际进行，或者只是作了部署而敌人并未应战。

　　战斗的双重目的

　　不过，战斗的效果是双重的，即直接的和间接的。如果战斗不是以直接消灭敌人军队为目的，而是通过别的活动来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说是以更大的力量，曲折地去达到消灭敌人军队的目的，那么，这种战斗的效果就是间接的。一次战斗的直接目的有可能是占领某些地区。城市。要塞。桥梁。道路。仓库等等，但这些活动决不是最终目的。它们始终只能看成是取得更大优势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最终在敌人无力应战的情况下同他作战，因此，它们只能看成是中间环节，看作是通向有效要素的阶梯，决不能看成是有效要素本身。

　　实例

　　１８１４年，拿破仑的首都被占，于是战争的目的达到了。从巴黎开始政治的崩溃局势发生了作用，一条巨大的裂痕使这个皇帝的权势趋于崩溃。但是，这一切都必须按下述观点来分析：政治上的崩溃急剧地削弱了拿破仑的抵抗力和兵力，拿破仑再也不能进行任何抵抗了，因而联军的优势相对地增长了。这样，联军才有可能同法国媾和。假使当时联军的兵力由于外在的情况遭到了同样的削弱，因而就丧失了优势，那么，占领巴黎的重要性和全部效果也就消失了。

　　我们探讨上述一系列的概念，是想指出这些概念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概念是对事物唯一真实的自然的认识。有了这种认识，人们就会经常考虑：敌我双方在战争中和战局中每一刻发起的大小战斗会产生什么的效果？只有考虑这个问题，在制订战争计划或战局计划时才能确定一开始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如果不这样看问题，

　　就会对其他活动作出错误的评价如果不习惯于将战争或战争中的各个战局看成是一条完全由相互衔接的一系列战斗所组成的锁链，如果认为占领某些未设防的地区或地点本身就有某种价值，那么，人们就会容易将这样的占领看作是举手可得的成果。如果这样来看问题，而不是把这样的占领看成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环节，人们就不会考虑：这样的占领以后是否会带来更大的不利。这种错误在战史中确实是屡见不鲜！我们可以断言：跟一个商人不能把某次交易所得的利润存放不用一样，在战争中也不能把某次胜利放在全局的结果之外。同商人必须经常把全部财富投入交易一样，在战争中只有最终的结局才能决定每次行动的得失。

　　如果指挥官的智力一直集中地用在一系列战斗（就事先所能预见的而言）上，那么他就一直是在通往目标的正道上行进，这样，力的运动就具有了一种不受外界影响的。恰如其分的速度，也就是说，意愿和行动就具有了一种不受外界影响的。恰当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