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断言，防御者的优势，更确切地说，防御者可能得到的抵抗力量，将会按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依次递增，因此防御者的还击力量也会随之增强。

　　但是，这几种依次递增的防御的利益可以完全凭空得来吗？决不可能。换取这些利益的代价也同样相应地增加。

　　如果我们在自己的战区内等待敌人，那么，无论在距边沿多近的地方进行决战，敌人军队总要侵入这一战区，这就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损失（除非我们采取进攻，才能把这种不利转嫁给敌人）。如果我们不一开始就迎向敌人并对它攻击，损伤就会更大一些；敌人所占领的空间越大，敌人接近我们阵地所需的时间越长，我们的损失就越大。假如我们想在防御中接受一次会战，也就是说让敌人决定会战和选定会战的时间，那么敌人将长期保持他所占领的地方，这就令我们的损失增大，所以，我们由于敌人下不了决心而赢得的时间，是把这种损失作为代价的。如果我们向本国腹地退却，这种损失会更大。

　　防御者所遭受的这一切损失，多半是力量方面的损失，这种损失只是间接地（也就是在以后，而不是立即）影响到他的军队，而且往往是那么间接，以致人们不大感觉到这种影响。由此可见，防御者是在牺牲将来的利益换得当前的增强，即他像一个穷困的人不得不做的那样，向人借贷。

　　假如我们想要考察这些不同的抵抗方式的效果，那么我们就必须看看进攻的目的。敌人进攻的目的是占领我们的战区，至少占领我们战区的大部分，因为至少是大部分才能理解为整体，而占领几普里的地方在战略上一般是没独立的重要意义的。因而，只要进攻者还没有占领我们的战区，也就是说，只要他由于畏惧我们的军队，根本没有向我们的战区发起进攻，或没有进攻我们的阵地，或者当我们向他挑起会战时回避会战，我们就算达到了防御的目的，各种防御措施也就能够说是起了显著的作用。自然，这种成果仅仅是消极的，不能直接给真正的还击增加力量，可是，它能够间接地给真正的还击增添力量，也就是说，它能为还击作好准备，因为进攻者正在丧失时间，而时间上的所有损失总是一种不利，都必然要用某种方式削弱受到时间损失的那方。

　　所以，在采用前三种防御方式时，也就是说，当防御在战区边沿附近进行时，不进行决战就可以说是防御取得了成绩。

　　但是在采用第四种防御方式时，情况却并非这样。

　　如果敌人围攻我们的要塞，那么，我们就必须及时为这些要塞解围，所以，以积极行动决定胜负，是由我们来决定的。

　　假如敌人不围攻我们的任何要塞而尾随我们进入腹地，情况也是如此。在这种场合，虽然我们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可以等待到敌人极度削弱时才行动，但是，终于要转入行动这一前提始终是不变的。当然，敌人也许占领了作为他进攻目标的整个地方，但是，这只不过是借给他罢了，紧张状态仍在持续之中，决战还没到来。只要防御者的力量越来越强，进攻者的力量越来越弱，拖延决战就对防御者有利。然而，只要必然会到来的顶点一出现（即使这个顶点只是因为防御者总的损失产生了最后影响才会出现的），防御者就必须采取行动和进行决战，这时候，等待的利益应该看作已利用殆尽了。

　　当然，这个时刻并没有一定的标准，因为它取决于很多的情况和条件。可是我们应当指出，冬季的来临经常可以看作是自然的界限。如果我们不能阻止敌人在他占据的地方过冬，那么，通常就可以认为我们已经放弃这个地方。不过，只要想一想托里希——佛德腊希这个例子就能够知道，其实这个规律，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那么，通常说究竟什么是决战呢？

　　我们在考察中一直把决战想象为会战的形式。自然决战并不一定会采取会战形式，它可以是能导致剧变的一系列分兵进行的战斗行动，这些战斗行动之所以能导致剧变，或是由于真正进行了血战，或是因为战斗的可能性所产生的效果迫使敌人不得不撤退。

　　在战场上不可能用其他方式进行决战。依据我们对战争所确定的观点，得出这个结论是必然的。因为，即使敌人军队仅仅是由于缺乏粮食才退却的，这也是我们的武力限制了他们才形成的结果。如果我们的军队根本不存在，敌人军队就一定能设法解决粮食方面问题。

　　因此，即使敌人在进攻路程的终点已被进攻中的各种困难弄得疲惫不堪，并且由于兵力分散。饥饿以及疾病而受到了削弱和消耗，能促使他退却并放弃已得到的一切的，依然永远只是对我们武力的畏惧。不过这样的决战和在战区边沿附近进行的决战自然有很大区别。

　　我们在战区边沿附近进行的决战中，只有用自己的武力对付敌人的武力，只有用自己的武力制服或者摧毁敌人的武力。可是在进攻路程的终点，敌人的军队由于劳累，消耗了一半，我们的武力在这时所起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我们的军队虽然是决定胜负的最终的因素，可对决定胜负来说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因素了。敌人的军队在前进中的损失为决定胜负做了准备，这种损失可以达到那种程度，以致仅仅是我们有反攻的可能性就可以致使敌人退却，也就是说就可以引起剧变。决定胜负的真正的原因在这种场合只能是敌人在前进中的疲劳。当然，防御者的武力没有起作用的场合是没有的。可是在实际分析问题时，重要的是区别两个因素中哪一个起主导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可以说，在防御中根据进攻者是被防御者的武力所打败，还是因为自己的劳累而崩溃，存在着两种决定胜负的方式，即有两种对付进攻的方法。

　　不言而喻，第一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主要用于采用前三种防御方式的场合，第二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主要用于采用第四种防御方式的场合。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向本国腹地作深远的撤退时，才能通过第二种方式决定胜负；同时，正因为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决定胜负，人们才愿意进行这种重大牺牲的退却。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两种不同的抵抗原则。在战争史中有一些战例可以很清楚地把这两个原则区别开，如在实际生活中区别两方基本概念那样清楚。１７４５年，当腓特烈大帝在霍亨甫利得堡进攻奥地利军队的时候，奥军正好从西里西亚山区下来，此时奥军的兵力既不可能因为分散，也不可能由于劳累而受到显著的削弱。与上面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战例是：威灵顿在托里希——佛德腊希的筑垒阵地上，一直等到马森纳的军队因为饥寒交迫而不得不自行退却。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削弱进攻者的并不是防御者的武力。而在另一些战例中这两种抵抗原则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处，不过也可以肯定其中有一种原则是主要的。１８１２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一著名战局中尽管发生了许多的流血战斗（如果在其他场合，发生这样多流血战斗也许就能说是用武力彻底决定胜负了），依旧没有一个战例比这个战例更能清楚地说明，进攻者是怎样由于自己的劳累而遭受覆灭的。三十万人编成的法国中央军团到达莫斯科时只剩下大约九万人，而派遣出去的只不过一万三千人左右，因而，法军一共损失了十九万七千人，其中战斗减少人员肯定不多于三分之一。

　　在以所谓拖延致胜著称的一切战局中，例如在有名的”拖延者”非比阿斯展开的那些战局中，主要是希望敌人自己的劳累而崩溃。

　　总之，在很多战局中这一抵抗原则起了主要的作用，可惜人们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只有抛开历史著作家杜撰的原因，深入地研究事件自身，才会找到这个决定很多胜负的真实原因。

　　说到这，我们认为已充分阐明了防御的一些基本观念，清楚地说出了各种防御方式和这些防御方式中的两种主要的抵抗原则，而且说明了等待这个因素是如何贯穿于整个防御概念中，是怎样同积极行动密切结合的，积极的行动迟早总要出现，而当它出现时，等待的优势就不存在了。

　　我们认为到此我们已从总的方面分析并研究了防御的问题。当然，防御中还有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它们可以形成专门的章节，也就是说可以成为独立的范畴的中心，它们也是我们必须探讨的。这些问题就是要塞。营垒。山地防御。江河防御及翼侧活动等的实质和作用等问题，我们准备在以下各章加以论述。但是，我们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并没超出上述一系列观念的范围，只是这些观念在具体地方和具体情况中进一步的运用而已。以上一系列观念是我们从防御的概念和防御同进攻的关系中得出来的，我们把这些简单的观念和实际联系起来，就指出了如何才能从实际中再回到那些简单的观念上来，也就是说，可以找到可靠的根据，以免在讨论问题时求助于那些自身毫无依据的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