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统帅必须经常密切注视每个部队和防哨的情况，让它们不致出乎意外地陷入灾难之中。

　　这四种手段全是为了保持现状。这些手段使用得越成功和越有成效，战争在同一地点便会拖延得越久；而战争在同一地点拖延得越久，给养问题就越重要。

　　这样，在战争一开始，或者战争开始后不久，便需要用仓库供给的措施来代替强征和征收的办法，便需要用固定的运输队（这种运输队或者由农民的车辆组成，或者由部队自己的车辆组成）来代替临时征用的农民的车辆。总之，这就同正规的仓库供给接近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给养》一章里已经描述过了。

　　但是对这种作战产生很大的影响的并不在于给养，因为给养就其任务和性质而言，是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的，它尽管能对作战发生一定的影响，有时甚至发生很大的影响，但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与此不同，相互威胁对方交通线的行动却有更重要的意义，其原因是：第一。在这种战争中缺少较大的。比较坚决的手段，统帅只能采取这种较弱的手段；第二。在这种战争中，使这种手段发生作用的必要的时间是不会缺少的。所以，保障自己的交通线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切断交通线虽然不是敌人进攻的目的，可是却能成为迫使防御者退却并放弃其他目标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

　　战区本身的所有掩护措施自然也对交通线起掩护作用，交通线的保障有一部分就包括在这些措施之中。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交通线的安全是部署兵力时一定要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

　　用一些小部队，或者较大的部队护送运输队，是保障交通线的特别方法。因为阵地的正面再宽也不能保障所有交通线的安全，而在统帅不愿扩大配置正面时，就尤其需要组织这种护送。所以，我们在滕佩霍夫所著《七年战争史》中能够看到，腓特烈大帝经常派出单独的步兵团或骑兵团，有时甚至派出整个旅护送运输面包和面粉的车队，但是在奥军方面却一直没有这类事实的记载。原因之一是他们无人这样细致地记载它们，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阵地正面老是宽大得多。

　　上面我们谈到了和进攻要素基本上毫无关系的四种方法，它们是不求决战的防御的基础。如今我们还要谈几种具有进攻性质的手段，它们或多或少可以和上述四种手段并用，仿佛是给这四种手段增加的调料。这些具有进攻性质的方法主要是：

　　（１）威胁敌人的交通线，其中也包含袭击敌人的仓库；

　　（２）去敌占区进行牵制性袭击和游击活动；

　　（３）在有利的情形下，攻击敌人的单独的部队和防哨，甚至攻击敌军的主力，或者只对这些目标进行胁迫。

　　上述第一种手段在全部这样的战争中始终是有效的，但它是暗暗地。在某种程度上完全隐蔽地起作用的。假如防御者的所有良好阵地都能使敌人对交通线可能受到的威胁有所顾虑，那么它就发挥了绝大部分的效果。我们在上面已经谈过，在这么一种战争中，给养问题对防御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在这里对进攻者来说也是这样。因此，战略上的大部分措施都是根据是否会遭到敌人的攻击这一想法确定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讨论进攻时仍要谈到。

　　不但通过选择阵地对敌人交通线实行一般的威胁（它象力学上的压力一样，暗暗地在起作用）属于这种防御的范围，并且用部分兵力真正进攻敌人的交通线也属于这个范围。不过，要想让这种行动获得好处，必须在交通线的状况。地形的性质或军队的特点等方面具有适合于采取这一行动的具体条件。

　　为了进行报复和掠夺，或者为了取得某些利益而在敌占区去进行的游击行动，本来不是防御手段，而是真正的进攻手段。但是游击活动通常和真正的牵制性攻击的目的结合在一起，而牵制性攻击是以减少同我们对峙的敌军兵力为目的的，因此游击活动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真正的防御手段。不过，牵制性攻击也可用于进攻，它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进攻手段，因此我们认为在下一篇再仔细讨论这个问题比较合适。在这里提到它，只是为了把防御者在战区内可能运用的一切小规模的进攻手段全列举出来。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指出，牵制性攻击的规模和作用可以大到让全部战争具有进攻的姿态，因此获得进攻的荣誉。１７５９年战局开始前，腓特烈大帝向波兰。波希米亚。弗兰肯等地采取的行动就是如此。这一战局本身显然是纯粹的防御，可是到敌占区进行的袭击赋予它以进攻的性质，这种性质可能因为进攻的精神影响而具有特殊的价值。

　　当进攻者轻率行动，在某些地点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时，防御者可以将攻击敌人的单独部队或主力当作整个防御的必要的补充手段。这种行动只能在这种条件下实施，但是，在这里同对敌人的交通线采取行动时相同，防御者也可以朝进攻的领域前进一步，而且和敌人一样，把伺机进行有利的战斗作为特殊的企图。要想在这种行动中取得一定的成果，防御者或者必须拥有明显优势的兵力（普遍说来，这一点是不符合防御的性质的，但也是有可能做到的），或者必须具备卓越的方法和才能，能让自己的部队较为集中，并能加强部队的活动和运动，来补救因为部队集中而在其余地方出现的不利情况。

　　七年战争中的道恩是前一种情况的很好例子，腓特烈大帝则是后一种情况的例子。我们看到，道恩几乎总是在腓特烈大帝过分大胆和轻视他的时候发动进攻，他在霍赫基尔希。马克森和兰德斯胡特就是如此。与之相反，我们看到，腓特烈大帝几乎不断地进行运动，力图以自己的主力消灭道恩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单独的部队，但因为道恩既拥有优势兵力又特别小心谨慎，所以，腓特烈大帝成功的时候很少，起码成果是不大的。然而，我们不能认为腓特烈大帝的努力是毫无作用的。事实上，这种努力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很有效的抵抗，因为敌人为了避免进行不利的战斗便会被迫处于小心和紧张的状态，这样，敌人本来可以用来进攻的一部分力量就给抵消掉了。我们可以回想一下１７６０年的西里西亚战局，当时道恩和俄国军队正是出于惟恐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遭到普鲁士国王的攻击或者被击溃，才不敢前进一步。谈到这儿我们认为，关于不求决战的战区防御的主导思想。最重要的手段和整个行动的依据等一切问题全已经谈到了。我们主要是将这些问题列举出来，使读者了解整个战略活动的全貌，至于它们的具体措施，比如选择阵地。行军等等，我们在前面已经比较详细地探讨过了。

　　假如我们再总的看一看这个问题，就必然会认为，当进攻精神很微弱，双方对决战的要求很小，积极动机很不足，而彼此阻止和抑制的内在牵制力量却很多时，就像我们在上面所设想的那样，进攻和防御之间的本质差别便必然渐渐消失。当然，在战局开始阶段，作战一方要进入另一方的战区，要在某种程度上采取进攻的形式，可是这一方很可能而且往往会很快就把一切力量用来在敌人土地上保卫自己的国家。于是就形成了双方对峙的局面，这其实是相互监视。双方都考虑怎样不失去任何东西，同样也许双方都在思考，如何为自己取得实际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本来的防御者甚至反而能够超过他的对手，腓特烈大帝在当时就是如此。

　　进攻者越是放弃作为前进者的地位，防御者受到的威胁就越发地少，也就是越不需要进行真正的防御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从而进攻和防御之间就越发容易出现均势。在这种均势状态中，双方的活动的目的全只是从对方手中夺取某种利益并使自己不受到任何损害，也就是双方都力图进行真正的战略机动。凡是因为种种情况或政治意图不允许进行大规模决战的战局，显然全或多或少具有这种性质。

　　关于战略机动的问题，我们打算在下一篇用专门的一章来研究。可是，这种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赌博在理论上人们常常赋予它不应得的重要性，并且主要是在防御中赋予它这种不应得的重要性的，因此我们在研讨防御的时候，有必要对它作进一步的说明。

　　目的在推动的地方，便没有整体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双方的兵力相差如何悬殊，都应当认为他们处于均势。引起较小行动和目的的个别原因是从整体的这种均势中产生的。这些小的行动之所以可以发生，是因为它们不再受到大规模决战和大的危险的束缚。所以，双方都把赌大输赢的资本换成小筹码进行赌博，也就是把整个行动分解为很多小规模的活动。随着这种为了取得很小利益而发生的小规模的行动的出现，双方统帅之间就展开了一场运用技巧的斗争。并且在战争中永远不可能没有偶然性，从而也可能存在幸运，因此这种斗争永远不能不是一种赌博。可是这里产生了另外两个问题：同一切都集中于一次作用是不是较大？我们对后一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整体分成的部分越发多，对时间（包括各次行动的具体时间）和空间（包括各次行动的具体地点）的考虑越发多，智谋起作用的领域就愈大，也即是说智力的支配作用就越大。这时智力所起的作用让使偶然性活动的领域缩小了一部分，但是不一定能抵消它全部的活动，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对前一个问题不能不作肯定的答复。也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忘记，智力活动并不是统帅的唯一的精神活动。在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时，勇气。坚强。果断。沉着等素质便比较重要，而在两方力量平稳的赌博中，这些素质所起的作用却比较小，在这里智谋的特殊重要性的增加不仅缩小了偶然性的活动余地，并且也减少了上述这些素质的作用。但从另一方面看，在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时，这些光辉的素质却可以利用偶然性所支配的大部分领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智谋在这种场合所顾不到的地方。由此可见，这儿存在着几种力量的冲突，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偶然性在大规模决战中要比在双方兵力平稳的赌博的总结局中起更大的用处。假如我们说，我们在这种赌博中所看到的，主要是双方运用技巧的斗争，那么这只是指智谋方面的技巧，而不是指全部军事上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