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计划总括全部军事行动，并且使它成为具有一个最终目的（一切特殊目的都归结在最终目的之中）的统一行动。人们如果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和在战争中要达到什么，那么就不能开始战争，或就不应该开始战争。这个主要思想规定了作战的一切方针，确定了使用手段的范围与所用力量的大小，而且一直影响军事行动的最小的环节。

　　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讲过，打垮敌人是军事行动自然的目标，假若要坚持按概念作严格的推论，就不可能得出其它目标。

　　打垮敌人这种想法必然是交战双方都有的，因此，在军事行动中就不应该再产生间歇，而且在双方中的一方真正被打垮前，是不会再出现平静状态的。

　　在论述军事行动中的间歇的一章中，我们已指出，就敌对因素的体现者——人——和构成战争的所有情况来看，敌对因素是怎样受到战争机器内部原因的阻止和节制的。

　　但是，这种阻止和节制引起的变化，还远不是战争从它的原始的概念转变为到处可见的具体形态的原因。大多数战争好像只是双方在发怒，在发怒的情绪下拿起了武器保卫自己和威胁对方，若有机会，也给对方以打击。因此，这些战争并不是两个相互破坏的因素的直接冲突，而是彼此分隔开的。只在一些小接触中爆发火花的两个因素的紧张状态。

　　那阻止它们全面爆发的绝缘体是什么呢？为什么战争没有按照逻辑上必然的样式进行呢？这种绝缘体就是战争在国家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大量事物。力量与关系。在这些事物。力量及关系的无数的作用下，根据两三个前提直接得出逻辑的结论就成为不可能，逻辑的结论就湮没在它们的作用之中。而且，人们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中，通常习惯于据某些起主导作用的想法和感觉采取行动，而并非根据严格的逻辑结论采取行动，所以对了解情况不确切。自己的不坚决和不彻底几乎都是意识不到的。

　　即便筹划战争的人能够透彻地理解所有这些情况，一刻也不忘记自己的目标，国内其他的有关人士也未必都能做到这一点，因而就会产生阻力，就需有一种力量来克服人们的这类惰性，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力量是很不足的。

　　这种不彻底性有时存在于交战双方的这一方或那一方，有时存于双方，它使战争具有种按其概念来说不应有的形态，使它成为半真半假的。也没有内在联系的东西。

　　这样的战争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见到，倘若我们不是亲眼看到，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那么有人也许会怀疑，我们关于战争所绝对具有的本质的这种看法是否有什么现实意义。在法国革命作了简短的前奏以后，毫无顾虑的拿破仑迅速地把战争推到这一点上。在拿破仑的指挥下，战争毫不停顿地在进行着，直到对方失败，而且，还击也几乎也是同样毫不停顿地进行的。根据这种现象所得出的一切逻辑的结论，会使我们再回到战争的原始概念上来，这难道不是非常自然和很合乎逻辑的吗？

　　可是，我们是否应该只考虑战争的原始概念，无论战争离开原始概念多么远，对一切战争都根据这个原始概念来判断呢？是否应该根据这个原始概念推论出了理论中的全部结论呢？

　　现在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因为，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明确地说，战争只能有它的原始概念所规定的那样子，还是可以有另外的样子，我们对战争计划的问题就不能提出合理的看法。

　　若我们认为战争只能是前一种样子，那么，我们的理论就能够在各个方面必然更符合逻辑，更加明确和更加肯定。可是，从亚历山大直到拿破仑以前所进行的一切战争，我们又如何解释呢？我们就不得不将它们全部否定掉。可是，如果真的把它们否定掉，我们恐怕就必须为自己的狂妄感到羞愧。而更糟糕的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今后十年内也许又会出现同我们的理论不相符合的战争。这样的理论虽然具有强烈的逻辑性，可是在具体情况的威力面前却是软弱无力的。因此，我们应知道，战争的形态不仅仅是战争的纯概念决定的，而且还是包含和搀杂在战争中的其他一切因素，即各个部分的一切自然惰性和阻力。人的不彻底性。认识不完善及怯懦决定的。战争及其所具有的形态是从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思想。感情和各种关系中产生的，我们必须抱这种看法。假如我们不想脱离现实，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甚至绝对形态的战争，即拿破仑所进行的战争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必须像上面这样看问题，并且必须承认，战争和战争所具有的形态并不是从其所接触的无数关系的总和中产生的，而是从当时能起主导作用的某些关系中产生的，那么，自然会得出结论说，战争是以可能性。概然性。幸运与不幸运的赌博为基础的，严格的逻辑推论在这种赌博中常会完全不起作用，甚至于会成为智力活动的无用而累赘的工具；此外，还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说，战争也许成为一种有时很像战争有时又不十分像战争的东西。

　　理论必须承认所有这一切，可是理论的任务是把战争的绝对形态提到首要的地位，并把它看作是研究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使那些希望从理论中学到一些东西的人永远记住它，把它当作衡量自己一切希望和忧虑的基本尺度，以便在可能与必要的场合使战争靠近这种绝对形态。

　　作为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基础的这个主要观念，即使最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来自于完全不同的范畴时，也会赋予我们的思想及行动以一种色调一样。

　　现在，理论所以能够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应该归功于最近的几次战争。如果没有这些触目惊心的例子来说明摆脱束缚的因素具有巨大的破坏力，那，理论即便喊哑喉咙也无济于事，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目前大家所经历的事情是很可能的。

　　如果１７９８年普鲁士预先知道一旦它失败就会遭到如此强烈的还击，致使欧洲原有的均势遭到破坏，难道它还敢派七万军队侵入法国？

　　假如１８０６年普鲁士考虑到第一颗枪弹将成为引起弹药库爆炸而导致自身毁灭的火星的话，难不成它还会用十万大军对法国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