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目的对战争目标的影响

　　一个国家对待另一个国家的事情如同对待本国的事情那样认真，那是永远不会有的。其他国家有事时，它只会派出一支数量不大的援军；如果这支援军失利了，它也就认为尽到了义务，于是就尽可能地寻求便宜的脱身之计。

　　欧洲政治中向来有种惯例，即加入攻守同盟的国家承担相互支援的义务。可是，一个国家并不因此就必然与另一个国家同仇敌忾，利害一致，它们并不考虑战争的对象是谁和敌人使用多少力量，只彼此预先约定派出一定的。通常为数相当有限的军队。在履行这种同盟义务时，同盟国并不认为自己同敌人已经处于必须以宣战开始和以缔结和约告终的真正的战争中。而且，就是这种概念也并不是在什么情况下都十分明确的，它在运用时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同盟国假如能把约定提供的一万。二万或三万援军完全交给正在作战的国家，使它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使用，让它可以把这支援军看作是雇来的部队，那么，事情就有了某种内在联系，在这方面战争理论也就不致完全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了。可是，实际上事情远非如此。援军通常都有自己的统帅，统帅只会按照本国宫廷的意志行事，而本国宫廷给他制定的目标，是同宫廷的不彻底的意图一致的。

　　甚至当两个国家一起同第三个国家真正进行战争时，也并不全是意味着这两个国家都必然会把第三个国家看作誓不两立的敌人，它们经常会像做生意那样地行事。每一个国家都据它可能冒的风险和可能得到的利益投入三四万人作为股金，并且表示在这次交易中除了这点股金外不能再承担任何损失。

　　不仅仅当一个国家为了一些对它没有任何重大关系的事情去援助另一个国家时是这样，甚至当两个国家有很大的共同利益时，援助也并不是毫无保留的。而且同盟者通常也只是约定提供条约规定的少量援助，而把其余的军事力量保留起来，以便于将来根据政治上的特殊考虑加以使用。

　　这种对同盟战争的态度是十分普遍的，只不过到了现代，当极端的危险驱使某些国家走上自然的道路时，当无限制的暴力迫使某些国家（如屈从于拿破仑的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时，才不得不采取自然的态度。过去那一种态度带有不彻底性，是很不正常的，因为战争与和平在根本上是两个不能划分阶段的概念。可是，这种态度并不仅仅出于理性所不齿的。纯粹的外交习惯，并且也渊源于人类所固有的局限性及弱点。

　　最后，就是在一个国家单独对其他国家进行的战争中，战争的政治原因对于战争的进行也有强烈的影响。

　　我们如果只要求敌人做出不大的牺牲，那么，我们就会满足于通过这战争取得一个不大的等价物，而且我们会认为，通过不太大的努力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敌人大体上也会作同样的考虑。一旦这一方或那一方发现自己的估计有些错了，发现自己并不像原来希望的那样比敌人强，而是比敌人弱，他常常就会感到缺乏军费和其他种种手段，就会在精神上缺乏足以激起较大干劲的力量。因此，他只好尽量地应付，希望未来发生对他有利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如同一个久病的人一样有气无力地勉强拖延着。

　　这样一来，战争中的相互作用。每一方都想胜过对方的竞争。暴烈性与无节制性，都消失在微弱的动机所引起的停顿状态中，双方都会不冒危险地在大大地缩小了的范围内进行活动。

　　如果我们承认政治目的对战争具有着这样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就不再有什么界限了，而且我们甚至不能不承认仍旧存在着目的仅仅在于威胁敌人而支持谈判的战争。

　　如果战争理论要成为而且始终成为哲学的探讨，那么，它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就会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在这里它找不到包含于战争概念中的一切必然的东西，因而它就会失去它所以能够成立的一切根据。虽然如此，不久就有了一条自然的出路。军事行动中的缓和因素越多，或更确切地说，行动的动机越弱，行动就越消极被动，行动就越少，就越不需指导原则。这样，整个军事艺术就只不过是小心谨慎，它的主要任务就在于使摇摆不定的均势不致突然发生对自己不利的变化，使得半真半假的战争不至于变成真正的战争。

　　二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是在战争的性质与个人与社会团体的利益相对立的情况下进行探讨的，有时我们从这一方面，有时从另一方面进行探讨，以免会忽视这两个对立着的因素的任何一个，这种对立的根源还存在于人的本身，因此，通过哲学的思考是不能解决的。我们现在，想寻找这些矛盾着的因素在实际生活中由于部分地相互抵消而结成的统一体。假如不是有必要明确地指出这些矛盾和分别考察各个不同的因素，我们本来在一开始就能谈这种统一体。这种统一体是这样一个概念：战争假如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决不是什么可以独立的东西。

　　人们当然都知道，战争仅仅是由政府与政府。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政治交往引起的。可是，人们通常作这样的想象：似乎战争一爆发，政治交往即告中断，就出现一种只会受本身规律支配的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反，我们却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外一种手段来继续。我们所以说用另外一种手段，就是为了要同时指出，这种政治交往并不因战争而中断，也不因为战争而变成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无论使用怎么样的手段，政治交往实质上仍是继续存在的；而且，战争事件所遵循并受其约束的主要路线，只会是贯穿整个战争直到媾和为止的政治交往的轮廓。难道还可作其他的设想吗？难道随着外交文书的中断，人民之间和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就中断了吗？难道战争不正好是表达它们的思想的另一种文字和语言吗？战争当然有它自己的语法，可是它并没有自己的逻辑。

　　因此，决不能使战争离开政治交往。假如离开政治交往来考察战争，那么，它就会割断构成关系的一切线索，且会得到一种毫无意义和毫无目的的东西。

　　当战争甚至是彻底的战争，完全是敌对感情这个要素的不受限制的发泄时，也必须这样看问题，因为所有那些作为战争的基础的和决定战争的主要方向的因素，像我在第一篇第一章中所列举的：自己的力量。敌人的力量。双方的同盟者。双方的人民和政府的特点等，不是也都带有政治的性质吗？它们不是都同整个政治交往紧密结合而不可分的吗？现实战争同时并不像战争的概念所规定的那样，是一种趋向于极端的努力，而是一种本身有矛盾的不彻底的东西；这样的战争是不太可能服从其本身的规律的，必须把它看作是另外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这个整体就是政治；假如我们再考虑到这些，那么就更必须像上面那样看问题了。

　　政治在使用战争时，总是不管那些产生于战争性质的严密的结论的，它极少考虑最终的可能性，而只以最直接的概然性作为依据。倘若整个行动因而出现了大量的不确实性，以致变成一种赌博，那么，每个政府的政治就都想在这场赌博中，用机智和锐敏的眼力超胜过敌人。

　　这样一来，政治就把战争这个摧毁一切的要素变成了一种单纯的工具，把要用双手和全身气力才能举起作致命一击的可怕的战刀，变成一把轻便的剑，有时甚至于变成比赛用的剑，政治可以用这把剑交替地进行冲刺。虚刺与防刺。

　　这样一来，战争就使秉性胆怯的人所陷入的矛盾自行解决了，倘若这可以算作是一种解决的话。

　　既然战争从属于政治，那么，战争就会带有政治所具有的特性。政治越是宏伟而有力，战争也就越宏伟而有力，甚至可能会达到其绝对形态的高度。

　　所以，当我们这样看待战争时，不但没有必要去忽视这种具有绝对形态的战争，而且相反地还应该经常不断地考虑到它。

　　只有依据这样的看法，战争才又成为一个统一体，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所有的战争看作是同一类的事物，而且只有这样，在判断时才会有一个正确而恰当的立足点及观点，而这种立足点和观点是我们制订和评价大的计划时所应当依据的。

　　当然，政治因素并不能深入地渗透到战争的每个细节部分，配置骑哨和派遣巡逻哨，是不需要以政治上的考虑作依据的。可是，政治因素对制订整个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甚至往往对制订会战计划，却有决定性影响的。

　　所以，我们也没有在一开始就急于提出这个观点。在研究着个别问题时，这个观点不但对我们用处不大，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可是在制订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时，它却是不可缺少的。

　　一般地说来，在生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准确地找出理解和判断事物所必须依据的观点并坚持这一观点，因为只有从一个观点出发，我们才会对大量的现象有统一的理解，而且也只有观点的统一，我们才不致陷入矛盾。

　　所以，既然制订战争计划时不能有两个或更多的观察事物的观点，譬如忽而根据军人的观点，忽而根据行政长官的观点，忽而根据政治家的观点等，那么，我们就要问：其他一切都必须服从的是否必然就是政治呢？

　　我们探讨问题的前提是：政治在它本身中集中与协调内政的一切利益，也集中和协调个人的一切利益和哲学思考所能提出的一切其他利益；因为政治本身不是别的，它无非是这一切利益的代表。至于政治有时也会具有错误的方向，会主要地为统治者的野心。私利和虚荣服务，这不是这里想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军事艺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作为政治的导师。我们在这里只能够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

　　因此，现在的问题仅是：在制订战争计划时，是政治观点应让位于纯粹的军事观点（假设这种观点可以想象的话），即政治观点完全地消失或从属于纯粹的军事观点，还是政治观点仍是主导的，而军事观点应从属于它。

　　只有在战争是单纯由敌对感情引起的殊死斗争的情况下，才能设想政治观点会随着战争的爆发而消失。这样，正像我们上面说过的那样，现实战争无非是政治本身的表现。使政治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那是荒谬的，因为战争正是由政治产生的。政治是头脑，战争只是工具，不可能是相反的。因此，也只能是军事观点从属于政治观点。

　　我们想一想现实战争的性质，回忆一下在本篇第三章中已讲过的，我们首先应该根据由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战争的特点与主要轮廓的概然性来认识每次战争，而且时常——在今天，甚至我们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把战争看成是一个各个部分不能分离的有机的整体，也就是说，各个部分的活动都必须汇集到整体中去，并从整体这个观念出发。这样我们，就会完全确信和明白，借以来确定战争主要路线和指导战争的最高观点不能是别的，只会是政治观点。

　　制订的战争计划从这一观点出发，就会像一个铸件那样完整，对它的理解与评价就比较容易与合乎情理，它的说服力就比较强，它所依据的理由就比较充分，历史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从这一观点出发，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之间的冲突就至少不会再是由事物的性质决定的，所以，如果出现了这种冲突，也只能认为正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不完善的缘故。如果政治向战争提出战争所不能实现的要求，那么它就违背了政治应该了解它想使用的工具这一前提，也就是违背了一个应有而不可缺少的前提。倘若政治能正确地判断战争事件的进程，那么，确定什么样的战争事件和战争事件的什么样的方向是与战争目标相适应的，就全是而且只能是政治的事情。

　　简而言之，军事艺术在它最高的领域内就变成了政治，当然不是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

　　依据这一观点，对一个大规模的战争事件或者它的计划进行纯军事的评价是不能容许的，甚至是有害的。在制订战争计划时向军人咨询，如有些政府常做的那样，让他们从纯军事观点来判断，那确实是荒谬的。而有些理论家要求把现在有的战争手段交给统帅，要统帅根据手段制订一个纯军事的战争计划或战局计划，那就更加荒谬了。一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今天的军事尽管非常复杂，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战争的最主要轮廓仍始终是由政府决定的，用专门的术语来说，只不过是由政治当局，而不是由军事当局决定的。

　　这全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倘若对政治关系没有透彻的了解，是不可能制订出战争所需要的主要计划来的。当人们说政治对作战的有害影响时（人们是常常这样说的），实际上他们所说的完全不是他们想要说的意思，他们指责的其实并不是政治于作战的影响，而是政治本身。如果政治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政治同它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政治就其本身的意图来说就只会对战争发生有利的影响。当这种影响同目标不一致时，其原因只能到政治的错误中去寻找了。

　　只有当政治期望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同它们的性质不相符合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政治才会通过它的决定对战争发生有害的影响。正如一个人用不十分熟练的语言有时不能正确地表达思想一样，政治也常会作出不符合自己本来意图的决定。

　　这种情况经常地发生，于是人们就感觉到了进行政治交往时必须对军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但我们在继续论述以前，必须防止一种十分容易产生的错误的理解。我们决不认为，当君主本人不亲自掌握内阁时，一个埋头于公文的国防大臣，或一个学识渊博的军事工程师，或甚至一个能征善战的军人就因此能成为杰出的首相。换句话说，我们决不认为，熟悉军事是首相的主要素质。伟大而出众的头脑。坚强的性格，这些才是他的主要的素质。至于军事知识，是可以用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很好地予以弥补的。法国的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再没有比贝利耳兄弟与舒瓦瑟耳公爵当权时更糟的了，这三个人尽管都是优秀的军人。

　　要使一次战争完全同政治意图相符合，而政治又完全同战争手段相适应，倘若没有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的统帅，那么就只有一个好办法，只好使最高统帅成为内阁的成员，以便内阁能参与统帅的主要活动。可是，只有当内阁即政府就在战场附近，从而不需费很多的时间就能决定各种事情时，这才是很可能的。

　　１８０９年奥地利皇帝这样做了，１８１３年。１８１４年和１８１５年反法联盟各国的君主这样做了，且这种做法证明是十分行之有效的。

　　在内阁中，除了最高统帅的影响外，任何其他军人的影响都是极其危险的，这种影响很少能导致健康而有力的行动。法国的卡诺于１７９３年。１７９４年和１７９５年从巴黎指挥作战的例子在这里是用不上的，因为只有革命政府才会执行恐怖政策。

　　现在我们想以历史的考察来结束本章。

　　在欧洲，上一世纪九十年代的军事艺术中出现了一种惊人的变革，因为这种变革的出现，那些优秀军队的技巧有一部分已丧失作用，同时，人们在战争中还取得了一些过去难以想象的规模巨大的成就，因此，人们自然就认为一切错误的计算仿佛都应该归咎于军事艺术。十分明显，军事艺术过去一直被习惯局限在这个概念的狭窄的范围里，现在，超出这个范围却又符合事物性质的可能性让它感到意外而不知所措了。

　　那些以宽广的视界观察事物的人，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几世纪以来政治对军事艺术所发生的十分不利的普遍影响，这种影响使军事艺术降为一种很不彻底的东西，常常降为一种十足的耍花招的艺术。事实的确是如此，然而，只把这种情况看成是偶然发生的和可避免的，那却是错误的。

　　另一些人认为，这一切都可以从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个别的国家的政治所起的暂时影响中得到阐释。

　　然而，人的智力感到意外而不知所措的原因果真是在军事范围内而不在政治本身吗？这种不幸用我们的语言来说，到底是产生于政治对战争的影响呢，还是产生于错误的政治本身呢？

　　法国革命很明显，对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与其说是由作战的新手段与新观点引起的，不如说是由彻底改变了的国策和内政。政府的特点与人民的状况等引起的。至于其他各国政府未能正确认识这一切，企图用惯用的手段同那些新的与压倒一切的力量相抗衡，这都是政治的错误。

　　那么，人们以纯军事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是否能够认识和改正上述错误呢？不可能。假设真的有一位有哲学头脑的战略家，他可以仅仅根据敌对因素的性质就推论出一切结果，并想据这一结果对未来的可能性作出预言，那么他的这种妄想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只有当政治能够正确地估计法国的觉醒力量和欧洲政治中新产生的关系时，政治才能预见到战争的大的轮廓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怎样的，而且也只有这样，它才能确定必需使用的方法的范围和选择使用手段的最好的途径。

　　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国革命所取得的二十年胜利，主要地是反对这次革命的各国政府的政治错误的结果。

　　当然，这些错误只是到战争期间才暴露出来，在战争中出现了同政治所抱的期望完全相违背的现象。但所以发生这种情况，不是因为政治没有向军事艺术请教。政治家当时相信的军事艺术，是他那个世界的军事艺术，是从属于当时的政治的军事艺术，是政治一直作为非常熟悉的工具来使用的军事艺术，像这样的军事艺术，我认为自然同政治有同样的错误，所以它不能够纠正政治的错误。的确，战争本身在本质上和形式上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已使战争更接近其绝对形态，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是因为法国政府已经摆脱了政治的羁绊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法国革命在法国和全欧洲引起了政治的改变而产生的。改变了的政治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手段和不同的力量，因而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的情况下难以想象的威力。

　　所以，就连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改变的结果，这些变革不仅远不能证明两者是可以分割的，反而十分有力地证明了两者是紧密结合的。

　　再重复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正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却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去进行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