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详细地论述了战争可能具有的几种不同的目标以后，现在我们就来研究同这些目标相应的三种相异的战争的整个部署。依据我们以前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全部论述，有两个主要原则贯穿在整个战争计划之中，并且是其余一切的准绳。

　　第一个主要原则是将敌人的力量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个重心，倘若可能，归结为一个重心；同时，把对这些重心的打击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次主要行动，如果可能，归结为一次主要行动；最后，把全部的次要行动尽可能保持在从属的地位上。总而言之，第一个主要原则就是尽可能集中地行动。

　　第二个主要原则是尽可能迅速地行动，即，没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要停顿，不要走弯路。

　　能否把敌人的力量归结为一个重心，也取决于下列条件：

　　第一。敌人军队的政治关系。假如敌人是个国家的君主的军队，那么把它归结为一个重心大多是没有困难的。如果敌人是结成同盟的国家的军队，其中一国的军队只是履行同盟的义务，并不是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那么就把它们归结成一个重心的困难也不会很大。如果敌人是具有共同目的的同盟国的军队，那么问题便在于它们之间的友好程度。关于这些问题在前面我们已讲过了。

　　第二。敌人各支军队的战区的位置。

　　若敌人的军队在同一个战区内集中成为一支军队，那么，它们实际上正是一个整体，因而我们就不必考虑其他问题了。如果敌人的军队是在一个战区内的不同的国家的几支军队，那么，它们的统一就不是绝对的，但各支军队之间还有密切的关系，对于一支军队的决定性打击还会影响其他军队。如果各支军队配置在毗邻的几个战区内，这些战区之间没有巨大的天然障碍把战区完全隔开，那么，一个战区还会对其他的战区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各个战区相距很远，中间还隔有中立地区或大山脉等等，那么，一个战区对另一个战区是否会发生影响，就颇值得怀疑了，即发生影响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假如各个战区是在被攻击的国家的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以致对这些战区的行动是在离心方向上进行的，那么，各个战区之间就几乎互不影响了。

　　假设俄国和法国同时进攻普鲁士，那么，从作战的角度来看，这完全等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至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谈判时才能显示出来。

　　与此相反，七年战争中的萨克森军队和奥地利军队都必须看作是一支军队，它们中间这一支军队如果遭到打击，另外一支军队必然会同时受到影响，这一方面正是因为两个战区对于腓特烈大帝来说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萨克森在政治上根本没有独立性。

　　虽然１８１３年拿破仑要同那么多的敌人作战，可是对他来说这些敌人几乎都会在同一个方向上，而且敌人军队的战区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和强烈的相互影响。倘若拿破仑能够集中自己的兵力在某处击败敌军主力，那么，他就同时决定了其他各部分敌军的命运。他如果打败了在波希米亚的主军，经过了布拉格直逼维也纳，那么，布留赫尔就无论如何不能继续留在萨克森了，因为他会奉召去援救波希米亚，而瑞典王储则连继续留在马克的愿望也不会有。

　　但是，奥地利如果在莱茵地区和在意大利同时对法国作战，那么，它要让在这个战区进攻的胜利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命运经常是很困难的。这一方面也是因为瑞士和它的山岳把两个战区完全隔开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通往这两个战区的道路的方向是离心的。相反，法国在一个战区的决定性胜利要同时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命运却比较容易，这是因为它在两个战区里的军队的进攻方向都向心地指向了奥地利王朝的重心维也纳。而且可以说，通过意大利战区的胜利同时决定莱茵战区的命运，比起通过莱茵战区的胜利同时决定意大利战区的命运要容易一些，因为从意大利进行的打击主要是指向奥地利的中心，而从莱茵地区进行的打击主要是指向了奥地利的侧面。

　　由此可以看出，敌人力量的分离和联系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因此，也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可以看清，这一战区的事件对另一战区有多大的影响，而后根据这一点才可以确定，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够把敌人力量的各个重心归结成一个重心。

　　只有在一个例外的场合，即次要行动可以带来不寻常的利益的场合，才能不使用把一切力量指向敌人力量的重心这个原则。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要有这样一个前提，即我们有决定性的优势，在进行次要行动时主要地点也不致会有过多的危险。

　　当标洛将军在１８１４年向荷兰进军时，预先就可以看出，他率领的三万人不仅能够牵制同样多的法军，而且会给荷兰人和英国人提供机会，使他们那些本来根本不能发挥作用的军队能够参加作战。

　　总之，拟订战争计划时应该遵循的第一个观点是，找出敌人力量的每个重心，并且尽可能把这些重心归结为一个重心。第二个观点是，把用来进攻这一重心的兵力都集中使用在一次主要行动上。

　　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有人会找出一些同我们上述观点相反的理由，作为分兵向前进的根据，这些原因是：

　　军队原来的配置位置，也就是参加进攻的国家的位置不适于集中兵力。

　　若集中兵力要走弯路和浪费时间，而分兵前进并没有太大的危险，那么分兵前进是合理的。因为，进行不必要的兵力集中会损失很多时间，因此会削弱第一次打击的锐气和速度，这是违反提出的第二个主要原则的。在多多少少会有希望出敌不意地袭击敌人的一切场合，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而更值得考虑的是下面的情况：几个同时进攻的盟国的位置并不是在一条直线上，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前后重叠而是并列地面对着被攻击的国家。譬如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法国作战，两国的军队如果想集中起来从一个地点向前进，那就是浪费时间和力量的十分不合理的作法，因为要直捣法国的心脏，普鲁士人自然的前进方向是从下莱茵地区出发，奥地利人自然前进方向是从上莱茵地区出发。在这种场合，想要集中兵力就不能不有所损失。所以在具体情况下就要考虑，是否会有必要用这样的损失来换取兵力集中。

　　分兵前进可取得较大的成果。

　　这里所说的分兵前进是向一个重心的分兵前进，因此这是朝向心地前进为前提的。至于在平行线上或者离心线上的分兵前进则是属于次要行动的范畴，而这样的行动我们已经讲过了。

　　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向心进攻都是容易取得较大的成果的，因为，如果向心进攻成功了，其结果就不是简单地打败了敌人，而总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切断敌人军队的退路。所以，向心进攻常常能取得较大的效果，可是这就要用分割的兵力在较大的战区内作战，因而是比较冒险的；向心形式同离心形式的关系正如同进攻与防御的关系一样，较弱的形式本身能带来较大的成果。

　　所以，问题在于进攻者是否觉得自己强大得足以去追求着这个巨大的目标。

　　腓特烈大帝１７５７年进攻波希米亚时，是从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分兵前进的。他所以要这样做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他的军队在冬季就是这样配置的；假如把军队集中到一个地点再进攻，就不会收到出敌不意的效果。第二。这种向心进攻能从侧面和背后威胁奥军两个战区中的任一战区。这时，腓特烈大帝所冒的危险正是：他的两支军队中的一支军队可能被优势的敌军击溃。奥地利人只要没凭借优势兵力击溃这二个军团中的一个，就只可能在中央接受会战，否则，他们就会有这一翼或那一翼被切断退路的危险，从而遭惨败；这正是腓特烈大帝希望在这次进攻中取得的最大的战果。结果奥地利人选择了在中央接受会战的途径，但是他们配置军队的布拉格却处在包围攻击的威胁下。奥地利人完全处在被动地位，因此这次包围攻击有时间充分地发挥效果。奥地利人会战失败了，是一次真正的惨败，因为三分之二的军队连同他们的司令官都被围困在布拉格，不能不说这是惨败。

　　腓特烈大帝在战局开始时所以能获得这样辉煌的战果，是因为他采取了向心进攻的大胆行动。腓特烈大帝既然知道他自己的行动十分准确，他的将领十分努力，他的军队占有精神上的优势，而奥军却行动迟钝，这些足以保障他的计划获得成功，那么，他这样行动谁又能责难他呢！可是，若不考虑这里提到的精神因素，并把这种胜利完全归功于进攻的简单的几何形式，那也是不应该的。我们只要能回忆一下拿破仑所进行的同样辉煌的１７９６年战局，就能明白这点了。在这次战局中，奥地利人因为向意大利进行了向心进攻而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法国将军在１７９６年所拥有的手段，除了精神上的手段以外，在１７５７年奥地利统帅也是具备的，甚至还要多一些，因为奥军统帅当时的兵力不像拿破仑在１７９６年那样比敌人弱。从这里可以看出，倘若我们向心地分兵前进使敌人有可能利用内线摆脱兵力较弱的不利，那么我们就不宜分兵向心地进攻，在军队的配置位置让我们不得不分兵向心进攻的场合，也只把这种进攻看作是不得已的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