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名

唐代:赵蕤

  夫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言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识鉴不显。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也。欲辩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故称之曰:道、德、仁、义、礼、智、信。

  夫道者,人之所蹈也。居知所为,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动知所止,谓之道。(又曰:道者,谓人之所蹈,使万物不失其所由也。)

  德者,人之所得也。使人各得其所欲,谓之德。

  仁者,爱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又曰: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悲恻隐之心,遂其生成。)

  义者,宜也。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又曰: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建功立事也。)

  礼者,履也。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又曰: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君之序也。又曰:立善防恶,谓之礼也。)

  智者,人之所知也。以定乎得失是非之情,谓之智。

  信者,人之所承也。发号施令,以一人心,谓之信。

  见本而知末,执一而应万,谓之术。(又曰: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

  《说苑》曰:“从命利君,谓之顺(又曰:君正臣从,谓之顺也。)。从命病君,谓之谀(又曰:应言而不言,谓之隐;应谏而不谏,谓之谀。又曰:君僻臣从,谓之逆也。);逆命利君,谓之忠(又曰: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孙卿曰: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补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逆命病君,谓之乱(又曰:赏无功,谓之乱。)。君有过失,将危国家,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不用则去,谓之谏;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诤。能率群下以谏于君,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谓之辅。抗君之命,反君之事,安国之危,除主之辱,谓之弼。”(故谏、诤、辅、弼者,可谓社稷之臣,明君之所贵也。)

  《庄子》曰:“莫之顾而进,谓之佞。俙意导言,谓之谄。不择是非而言,谓之谀。好言人恶,谓之谗。称誉诈伪,以败恶人,谓之匿。不择善否,两容颊适,偷拔其所欲,谓之险。”

  古语曰:“以可济否,谓之和;好恶不殊,谓之同。以贤代贤,谓之夺;以不肖代贤,谓之伐。缓令急诛,谓之暴;取善自与,谓之盗;罪不知改,谓之虐;敬不中礼,谓之野;禁而不止,谓之逆。(又曰:恭不中行,谓之逆。又曰:令而不行,谓之障。)禁非立是,谓之法;知善不行,谓之狂;知恶不改,谓之惑。”

  太公曰:“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银、彩帛,谓之残。收暴虐之吏,杀无罪之人,非以法度,谓之贼(《庄子》曰:析交离亲,谓之贼。孙卿曰: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国之贼也。)。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至,谓之塞。色取人而实远之,谓之虚。不以诚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诚事己,谓之愚。分于道,谓之性(分谓始得为人)。形于一,谓之命(受阴阳刚柔之性,故曰:形于一也。)。凡人函五常之性,而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气,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谓之俗。”

  或曰:“乐与音同乎?”对曰:“昔魏文侯问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曰:‘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问何如?’子夏曰:‘夫古乐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疫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为父子君臣,以为之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溺音乎!郑音好滥,淫志也;宋音燕安,溺志也;卫音趋数,烦志也;齐音傲僻,骄志也。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此音乐之异也。’”(董生曰:“古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时者,而以深入教化于人,然后功成作乐。乐其德也。故国风淫俗在于管弦。”《乐书》曰:“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正,而理道备矣。”此又声、音之异也。)

  或曰:“音与乐,既闻命矣。敢问仪与礼同乎?”对曰:“昔赵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于太叔,太叔曰:‘是仪也,非礼也。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经者,道之常也。),地之义也(义者,利之宜也。),民之行也(行者,民之所履也。)。’天地之经,民实则之。则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刚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气(谓阴、阳、风、雨、晦、明也。),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气为五味(酸咸辛甘苦也),发为五色(青黄赤白黑,发见于是非分别也。),章为五声(宫商角征羽也)。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滋味声色,过则伤性。)。是故,为礼以奉之(制礼以奉其性也)。人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此六者,皆禀阴阳风雨晦明之气也。)。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为礼以制好恶、喜怒、哀乐六志,使不过节也)。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协和也)。故人能曲直以从礼者,谓之成人。”’”

  或曰:“然则何谓为仪?”对曰:“养国子,教之六仪;祭祀之容,穆穆皇皇;宾客之容,俨恪矜庄;朝廷之容,济济跄跄;丧纪之容,累累颠颠(累,音力追反。颠,音田,忧思之貌。);军旅之容,暨暨詻詻(詻,音额。教令之貌。);车马之容,騑騑翼翼。此礼仪之异也。夫定名之弊,在于钩鈲析辞(鈲,音普觅反。)。苟无其弊,则定名之妙也。”

  论曰:班固九流,其九曰杂家,兼儒墨,合名法。傅子九品,其九曰杂才,以长讽议。由是观之,杂说之益,有自来矣。故着此篇,盖立理叙事,以示将来君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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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内心明白了某种道理,但不借助语言,就不能把这道理表达出来;把某种事物用一定的名称规定下来,但不借助语言,就无法把它与别的事物区分开来。不借助语言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就无法与别人沟通交流;不借助名称来区分事物,就无法显现你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但如推本溯源,并非事物自来就有名号称谓,也并非道理自来就有固定的概念范畴。而要区别事物的本质就必须为它们规定不同的名号称谓;要传达你内心的思想,就必须确立一定的概念范畴。所以才有道、德、仁、义、礼、智、信等等概念范畴。什么是道呢?道,就是人必须遵循的规律。坐在那里时,知道自己将要做什么;出行时知道要往哪里去;办事知道所凭借的条件;行动起来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这就是道[还有一种说法是:道就是人必须遵循的规律,使万物不迷失其必然的法则。]什么是德呢?德就是人所获得的,也能够使别人各得其所就是德。仁就是爱,得到利益,除去祸害,博爱无私就是仁。[又说:仁就是爱心。同情心和怜悯心便能发展为仁。]义就是合宜,明确是与非,肯定与否定的界线就是义。[又说:义就是人所做一切都无不合宜,有善必赏有恶必罚,以此来建立功业就是义。]礼就是人们必须要实行的。或进或退必须有一定的规范,尊卑、长幼、上下、贵贱都要有所差别就是礼。[又说:礼,就是人必须实行的。早起晚睡,为的都是维护君主的统治秩序。或说:褒奖善行,防止过恶就是礼。]智就是人们的知识。用来判断得失、是非等等的能力就是智。信就是人们的承诺,发号施令时,都以最高统帅一人的意志为准则就是信。看到事物的开端,就能预知它的后果,执不变之道应对变化元常、复杂多端、形形色色的具体事物就是术。[还有一种说法:专杀生之大权,能打通堵塞的渠道,有衡量轻重缓急的能力,准确地评论得与失,能使远近,真假无法隐藏地呈现在君主面前就是术。]

  刘向《说苑》中说:“顺从君主的命令,也确实有利于君主就是顺。[又说:君主命令正确,臣下因而服从就是顺。]顺从君主的命令,却对君主不利就是谀。[又说:该说时不说是隐,该劝阻时不去劝阻就是谀。还说:君主不正确而臣下顺从就是逆。]违背君主的命令,却对君主有利就是忠。[还说:

  把财物分给别人就是惠,用善来教诲别人就是忠。荀子说:用高尚的德行遮护君主并能感化他,这是最大的忠;用自己的品德弥补君主品德的缺失是次忠;以正确的意见劝谏君主不正确的做法,激怒君主是下忠。]违背君吏的命令而且不利于君主的就是乱。[还说:奖赏没有功绩的人也是乱。]君主有错误,而且即将危胁到国家根本利益,这时能畅所欲言,陈述已见,君主采纳,便留下来继续为官,不采纳便辞职回家,这是谏臣。采纳自己的意见没便罢,不采纳自己的意见,便以死明志,这是净臣。能率领群臣向君主进谏,解除国家的祸患,这是辅臣。违抗君主错误的命令,改变君主的行事,使国家从危难中安定下来,消除了君主的耻辱,这是弼臣。”[所以说谏、诤、辅、弼之臣才是国家的忠臣,明主的财富。]

  《庄子》说:“什么都不管,一味求进就是佞,观察君主的好恶然后说话就是谄。说话不分别是非一味顺从就是谀。好说别人的坏话就是谗。假装称誉别人,而实际上希望别人倒霉叫慝。不分善恶,两者兼容,都表现出和颜悦色的样子,暗中却盗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叫险。”古语说:“用可行的方法补救不可行的方法就叫和。无论对自己喜欢的还是憎恶的,一概不表示反对意见就叫同。用贤者取代贤者就叫夺。用不贤者取代贤者就叫伐。法令本来宽缓,可是定罪却很苛刻就叫暴。把好的东西都窃为已有就叫盗。自己有罪恶却不知改过就叫虐。态度恭敬却不合于礼数就叫野。有禁令也不停止自己的所作所为就叫逆。[又有一种说法,态度恭敬却不合于礼数就叫逆。还说:有令不行就叫障。]禁止错误的,树立正确的就叫法。明知是善事偏偏不去做叫狂。明知做了坏事却不想改正就是惑。”姜太公说:“敛取天下珠宝、玉石、美女、金银、彩缎就叫残。收用暴虐的官吏,滥杀无罪的人,完全不按法度就叫贼。”[《庄子》说:“离间亲戚朋友就叫贼。”荀子说:“不体恤国君的荣辱,不体恤国家的得失,苟合取容,拿国家的俸禄供养自己的朋友,就是国家的盗贼。”]贤人不来报效朝廷就叫蔽。忠臣不来报效朝廷就是塞。表面上选择仁爱而实际上违背仁爱就叫虚伪。不以诚心对待臣子却指望臣子以诚心侍奉自己就叫愚蠢。从浑沌的状态中分离出来成为人就是性。秉受天地之性叫命。凡是人都有金木水火土五种秉性,但不同地域的人却有刚、柔、缓、急、音、声的差别,这是与水土之气有关系的,这就叫土风。好恶、弃取、动静都没有永久不变的法则,而是随顺着当今皇帝的情趣爱好,这就叫民俗。”

  有人问:“乐和音相同吗?”赵子回答说:过去魏文侯曾问子夏说:“我把帽子戴得端端正正的来听古乐,只怕打瞌睡。而听郑音时则一点也不感到疲倦。请问,古乐是那样而新乐又是这样,这是什么原因呢?”子夏回答说:

  “现在你问的是乐的问题,而你所爱好的却是音。乐与音虽然有相近的地方,性质却是不同的啊。”文侯说:“那请问怎么不同呢?”子夏说:“古乐,是在天地正常运行,春夏秋冬四时交替有序,百姓得其所欲,五谷丰登,没有疾疫流行,也没有什么不吉祥的兆头的时节,这叫做无所不当的时代,然后圣人制定了父子,君臣的关系准则来作为治理天下的纪纲。纪纲端正之后,天下也完全安定了。天下完全安定之后才校正六律(即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元射),调和五声(宫商角徵羽),然后配上琴瑟,歌唱《诗》和《颂》,这称做德音。只有德音才能称作乐。《诗经》上说:‘默然清静,显示出他的德音,他的美德在于是非分明。是非既明,善恶既分。能做师长,也能做人君。统治这个大国,使百姓顺服,上下相亲。至于文王,其德从无遗恨。既己享受上帝的福佑,还要延及他的子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如今你所喜好的,是沉溺在音里了啊。郑音太滥,会使人的心志惑乱;宋音安逸闲适,使人心志沉溺,难于振作;卫音急促,使人心志烦燥;齐音狂做偏邪,使人心志骄恣。这四国之音都会令人沉溺美色,有害于品德。所以祭祀大礼时不用它们。这就是乐与音的区别。”[董仲舒说:“古代还没有制礼作乐的时代,便使用先王传下古乐中适合当时的,用来深入教育化导百姓。

  教化百姓的目的达到之后才制礼作乐。所谓乐,就是乐于圣人之德。所以国风淫俗,都是由于所配的管弦等乐调啊。”《乐书》上说:“懂得声却不懂得音的是禽兽。懂得音而不懂得乐的是普通百姓。只有君子才能懂得乐。”

  所以考察声便能懂得音;考察音便能懂得乐;考察乐便能懂得政治。懂得了乐和政治,那治理国家的大道理也就完备了。这又是声和音的区别。]

  有人又说:“音与乐的问题我已经听你讲明白了,请问仪和礼相同吗?”

  赵子回答说:过去赵简子向太叔询问揖让和应酬宾客的礼节,太叔回答说:“你问的是仪而不是礼。我曾听过去郑国大夫子产说过,礼是天之经、地之义,百姓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天地之常经,百姓确实是当作法则来对待的。

  以天的光明日月星辰为法则;依地阴阳刚柔之性来行事。生成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运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散发酸咸辛甘苦五味,化作青黄赤白辉五色,显现为宫商角徽羽五声。六气、五行、五色、五味、五声一旦过度失正,就会产生昏乱,百姓因而迷失其本性。所以制礼来承持民之本性。人有好恶喜怒哀乐,这都生于六气,所以要研究六气而制礼,以约束这好恶喜怒哀乐六种心志。哀表现为哭泣,乐表现为歌舞,喜表现为施舍,怒表现为争斗。哀乐不失其常才能与天地六气协调,才能长久。所以如果人能屈能伸来顺从礼的规定就可以称他为成人了。”

  有人又问:“但是究竟什么是仪呢?”赵子回答说:供养国中人才并教给他们六仪:祭祀时的仪容要肃穆、正大;接待宾客时的仪容要庄重恭敬;在朝廷时的仪容要威仪整齐、多而不乱;在丧礼上的仪容要悲哀疲惫;军队的容仪要果断刚毅;车马的容仪要壮盛整齐。这就是礼和仪的区别。界定名称的弊端在过于抠字眼。假如没有这种弊端,那么界定名称的方法就是一种好方法。

  结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学派分为九流,其中第九就是杂家。他说杂家兼取儒墨二家之长,融汇名法于一家之说。傅玄曾用九品论人,其第九品是杂才,长于讽谏论辩。由此看来,杂取各家之说的好处,古代人就知道了。所以我们此篇文章,用杂家思想阐明道理,叙述史事,目的是为对将来的君子能有所启发。

参考资料:
1、 佚名.道客巴巴.http://www.doc88.com/p-316764938393.html
赵蕤 (ruí),字太宾,梓州盐亭人(今四川省盐亭县两河镇赵家坝人),约生于唐高宗显庆四年 ( 公元 659 年 ),卒于唐玄宗天宝元年( 公元742年)。唐代杰出的道家与纵横家 。赵蕤和李白是唐代的“蜀中二杰”,以“赵蕤术数,李白文章”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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