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庄王第一

　　“楚庄王杀陈夏征舒，春秋贬其文，不予专讨也；灵王杀齐庆封，而直称楚子，何也？”曰：“庄王之行贤，而征舒之罪重，以贤君讨重罪，其于人心善，若不贬，庸知其非正经，春秋常于其嫌得者，见其不得也。是故齐桓不予专地而封，晋文不予致王而朝，楚庄弗予专杀而讨，三者不得，则诸侯之得，殆此矣，此楚灵之所以称子而讨也。春秋之辞多所况，是文约而法明也。”问者曰：“不予诸侯之专封，复见于陈蔡之灭；不予诸侯之专讨，独不复见庆封之杀，何也？”曰：“春秋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着之。今诸侯之不得专讨，固已明矣，而庆封之罪，未有所见也，故称楚子，以伯讨之，着其罪之宜死，以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贬主之位，乱国之臣，虽不篡杀，其罪皆宜死。比于此，其云尔也。”“春秋曰：‘晋伐鲜虞。’奚恶乎晋，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礼而死于火，齐桓公疑信而亏其地，春秋贤而举之，以为天下法。曰礼而信，礼无不答，施无不报，天之数也。今我君臣同姓适女，女无良心，礼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庆父之乱，鲁危殆亡，而齐桓安之，于彼无亲，尚来忧我，如何与同姓而残贼遇我。诗云：‘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彼先人。明发不昧，有怀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晋不以同姓忧我，而强大厌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谓之晋而已，婉辞也。”问者曰：“晋恶而不可亲，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耻，而称公有疾也？”曰：“恶无故自来，君子不耻，内省不疚，何忧于志是已矣。今春秋耻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于文而甚于昭，公受乱陵夷，而无惧惕之心，嚣嚣然轻计妄讨，犯大礼而取同姓，接不义而重自轻也。人之言曰：‘国家治则四邻贺，国家乱则四邻散。’是故季孙专其位，而大国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归，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耻其困，而耻其所以穷。昭公虽逢此时，苟不取同姓，讵至于是；虽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辅，亦不至如是。时难而治简，行枉而无救，是其所以穷也。”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子赤杀，弗忍书日，痛其祸也；子般杀，而书乙未，杀其恩也。屈伸之志，详略之文，皆应之，吾以其近近而远远、亲亲而疏疏也，亦知其贵贵而贱贱、重重而轻轻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恶恶也，有知其阳阳而阴阴、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诗云：‘威仪抑抑，德音秩秩，无怨无恶，率由仇匹。’此之谓也。然则春秋义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达之，观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视其温辞，可以知其塞怨，是故于外道而不显，于内讳而不隐，于尊亦然，于贤亦然，此其别内外、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则世逾近，而言逾谨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以故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春秋之道也。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虽有巧手，弗修规矩，不能正方圆；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为辞，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闻，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闻诸侯之君射狸首之乐者，于是自断狸首，县而射之，曰：‘安在于乐也？’此闻其名，而不知其实者也。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已，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徒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王尧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与！”问者曰：“物改而天授，显矣，其必更作乐，何也？”曰：“乐异乎是，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缘天下之所新乐，而为之文，且以和政，且以兴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乐者，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也，应其治时，制礼作乐以成之，成者本末质文，皆以具矣。是故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己以为本。舜时，民乐其昭尧之业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时，民乐其三圣相继，故夏，夏者，大也；汤之时，民乐其救之于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文王之时，民乐其兴师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乐之，一也，其所同乐之端，不可一也。作乐之法，必反本之所乐，所乐不同事，乐安得不世异！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汤作頀而文王作武，四乐殊名，则各顺其民始乐于己也，吾见其效矣。诗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乐之风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当是时，纣为无道，诸侯大乱，民乐文王之怒，而歌咏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为乐，谓之大武，言民所始乐者，武也云尔。故凡乐者，作之于终，而名之以始，重本之义也。由此观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应天，制礼作乐之异，人心之动也，二者离而复合，所为一也。”

　　玉杯第二

　　春秋讥文公以丧取。难者曰：“丧之法，不过三年，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今按经：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取，取时无丧，出其法也久矣，何以谓之丧取？”曰：“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今取必纳币，纳币之月在丧分，故谓之丧取也。且文公秋祫祭，以冬纳币，皆失于太蚤，春秋不讥其前，而顾讥其后，必以三年之丧，肌肤之情也，虽从俗而不能终，犹宜未平于心，今全无悼远之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讥不出三年，于首而已讥以丧取也，不别先后，贱其无人心也。缘此以论礼，礼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节具，则君子予之知礼；志和而音雅，则君子予之知乐；志哀而居约，则君子予之知丧。故曰非虚加之，重志之谓也。志为质，物为文，文着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虽弗予能礼，尚少善之，介葛卢来是也；有文无质，非直不予，乃少恶之，谓州公寔来是也。然则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辞令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引而后之，亦宜曰：丧云丧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贵志以反和，见其好诚以灭伪，其有继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曰：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一日不可无君，而犹三年称子者，为君心之未当立也，此非以人随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当，而踰年即位者，与天数俱终始也，此非以君随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

　　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参错，非袭古也。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以为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诸侯于封内三年称子，皆不在经也，而操之与在经无以异，非无其辨也，有所见而经安受其赘也，故能以比贯类，以辨付赘者，大得之矣。

　　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体之可肥轹而不可得革也。是故虽有至贤，能为君亲含容其恶，不能为君亲令无恶。书曰：“厥辟去厥只”事亲亦然，皆忠孝之极也，非至贤安能如是。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耳。　　文公不能服丧，不时奉祭，不以三年，又以丧取，取于大夫，以卑宗庙，乱其群祖，以逆先公，小善无一，而大恶四五；故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为使，是恶恶之征，不臣之效也。出侮于外，入夺于内，无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盖自文公以来之谓也。　　君子知在位者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着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故人主大节则知闇，大博则业厌，二者异失同贬，其伤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蚤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

　　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是故君杀贼讨，则善而书其诛；若莫之讨，则君不书葬，而贼不复见矣。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贼不复见，以其宜灭绝也。今赵盾弒君，四年之后，别牍复见，非春秋之常辞也。古今之学者异而问之曰：“是弒君，何以复见？犹曰贼未讨，何以书葬？何以书葬者，不宜书葬也而书葬；何以复见者，亦不宜复见也而复见；二者同贯，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复见，直以赴问而辨不亲弒，非不当诛也；则亦不得不谓悼公之书葬，直以赴问而辨不成弒，非不当罪也。若是则春秋之说乱矣，岂可法哉！”“故贯比而论，是非虽难悉得，其义一也。今盾诛无传，弗诛无传，以比言之，法论也，无比而处之，诬辞也，今视其比，皆不当死，何以诛之。春秋赴问数百，应问数千，同留经中，翻援比类，以发其端，卒无妄言，而得应于传者；今使外贼不可诛，故皆复见，而问曰：‘此复见，何也？’言莫妄于是，何以得应乎！故吾以其得应，知其问之不妄，以其问之不妄，知盾之狱不可不察也。夫名为弒父，而实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为弒君，而罪不诛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语盾有本，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无邻，察视其外，可以见其内也。今案盾事，而观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弒之邻也，按盾辞号乎天，苟内不诚，安能如是，是故训其终始，无弒之志，枸恶谋者，过在不遂去，罪在不讨贼而已。臣之宜为君讨贼也，犹子之宜为父尝药也；子不尝药，故加之弒父，臣不讨贼，故加之弒君，其义一也。所以示天下废臣子之节，其恶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讨贼为弒君也，与止之不尝药为弒父无以异，盾不宜诛，以此参之。”问者曰：“夫谓之弒，而有不诛，其论难知，非蒙之所能见也。故赦止之罪，以传明之；盾不诛，无传，何也？”曰：“世乱义废，背上不臣，篡弒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恶之诛，谁言其诛？故晋赵盾、楚公子比皆不诛之文，而弗为传，弗欲明之心也。”问者曰：“人弒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讨者，非一国也。灵公弒，赵盾不在，不在之与在，恶有厚薄，春秋责在而不讨贼者，弗系臣子尔也；责不在而不讨贼者，乃加弒焉，何其责厚恶之薄，薄恶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视人所惑，为立说以大明之。今赵盾贤，而不遂于理，皆见其善，莫见其罪，故因其所贤，而加之大恶，系之重责，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义，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恶薄而责之厚也；他国不讨贼者，诸斗筲之民，何足数哉！弗系人数而已，此所由恶厚而责薄也。传曰：‘轻为重，重为轻。’非是之谓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赵盾嫌无臣责，许止嫌无子罪，春秋为人不知恶，而恬行不备也，是故重累责之，以缫枉世而直之，缫者不过其正弗能直，知此而义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