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之诗辩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以禅喻诗，莫此亲切，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迫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李杜复生不易吾言矣。而吾叔靳靳疑之，况他人乎？所见难合固如此，深可叹也！

　　吾叔谓说禅非文人儒者之言本意，但欲说得诗透彻，初无意于为文，其合文人儒者之言与否不问也。高意又使回护毋直致褒贬，仆意谓辩白是非、定其宗旨，正当明目张胆而言，使其词说沉著痛快，深切著明、显然易见。所谓不直则道不见，虽得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

　　吾叔诗说其文虽胜，然只是说诗之源流、世变之高下耳，虽取盛唐而无的，然使人知所趋向处其间。异户同门之说乃一篇之要领，然晚唐本朝谓其如此可也，谓唐初以来至大历之诗异户同门已不可矣；至於汉魏晋宋齐梁之诗，其品第相去高下悬绝，乃混而称之，谓锱铢而较实有不同处，大率异户而同门，岂其然乎？又谓韩柳不得为盛唐，犹未落晚唐，以其时则可矣。韩退之固当别论，若柳子厚五言古诗尚在韦苏州之上，岂元白同时诸公所可望耶？高见如此，毋怪来书有甚不喜分诸体制之说，吾叔诚于此未了然也。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今人作诗差入门户者，正以体制莫辨也。世之技艺犹各有家数，市缣帛者，必分道地，然后知优劣，况文章乎？仆于作诗不敢自负，至识，则自谓有一日之长，于古今体制若辨苍素，甚者望而知之。

　　来书又谓忽被人捉破发问，何以答之？仆正欲人发问而不可得者，不遇盘根安别利器？吾叔试以数十篇诗隐其姓名，举以相试，为能别得体制否？惟辨之未精，故所作惑杂而不纯。今观盛唐集中尚有一二本朝立作处，毋乃坐是而然耶？又谓盛唐之诗雄深雅健，仆谓此四字但可评文，于诗则用“健”字不得，不若诗辩雄浑悲壮之语为得诗之体也。毫厘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只此一字便见吾叔脚根未点地处也。所论屈原离骚则深得之，实前辈之所未发，此一段文亦甚佳，大概论武帝以前皆好，无可议者。但李陵之诗非虏中感故人还汉而作，恐未深考，故东坡亦惑江汉之语，疑非少卿之诗，而不考其胡中也。妙喜（是径山名僧宗杲也）自谓参禅精子，仆亦自谓参诗精子。尝谒李友山论古今人诗，见仆辨析毫芒，每相激赏，因谓之曰：“吾论诗若那查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友山深以为然。

　　当时临川相会匆匆，所惜多顺情放过，盖倾盖执手，无暇引惹，恐未能卒竟辨也。鄙见若此，若不以为然，却愿有以相复。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