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王伯述以前曾在上海公堂上开过一回顽笑，便急急的追问。继之道：“他放了大同府时，往山西到任，路过上海，住在客栈里。一天邻近地方失火。他便忙着搬东西，匆忙之间，和一个栈里的伙计拌起嘴来，那伙计拉了他一把辫子。后来火熄了，客栈并没有波累着。他便顶了那知府的官衔，到会审公堂去告那伙计。问官见是极细微的事，便判那伙计罚洋两元充公。他听了这种判法，便在身边掏出两块钱，放在公案上道：‘大老爷是朝廷命官，我也是朝廷命官，请大老爷下来，也叫他拉一拉辫子，我代他出了罚款。’那问官出其不意的被他这么一顶，倒没了主意，反问他要怎么办。他道：‘这一座法堂，权不自我躁，怎么问起我来！’问官没了法，便把那伙计送县，叫上海县去办。却写一封信知照上海县，说明原告的出身来历，又是怎么个刁钻古怪。上海县得了信，便到客栈去拜访他，问他要怎样办法。他道：‘我并非要十分难为他，不过看见新衙门判得太轻描淡写了，有意和他作难；谁知他是个脓包，这一点他就担不起了。随便怎样办一办就是了。’上海县回去，就打了那伙计一百小板，又把他架到客栈门口，示了几天众，这才罢了。他是你令亲，怎样这些事都不知道？”我道：“从前我并不出门，这门姻亲远得很，不常通信，不是先君从前说过，我还不知道呢。这个人在公堂上又能掉文，又能取笑，真是从容不迫。”继之道：“掉文一层，还许是早先想好了主意的；这马上拿出两块钱来，叫他也下来受辱，这个倒是亏他的急智。”我又把他在山西的一段故事，告诉了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