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游记
菊绽三秋，旗扬五色。民军起义，又一年矣。庆典声中，回忆去秋京津所见闻，俨然梦境。撮记其略，亦纪念之一也。
余以去秋阴历九月十三日，乘轮北行。登舟闻上海光复。视同舟中人，有现喜色者，有若恐惧者，其状不一。乘客除商人外，一法部司官，偕二友，似久于幕席者，又王毓江之仆役数人（王毓江在湘带巡防营，光复时与黄忠浩同被杀）。次晨，舟行过茶山后，风平浪静，一望无际。舱中谈国事之声大作。余独坐无侣，遂谛听其词，资为消遣。至纰谬时，辄不禁失笑。王仆为人述其主被杀事，及自湘至沪，颠顿情形，慨叹不已。继，忽笑谓：“大情必不亡，佛爷死仅三年，神灵犹在，必能呵护其子孙（与尔何干），吾侪无虑矣。”法部司官则与二幕客计议入都后之事，且言冶游之乐（好货），谓：“须早寻欢，不然兵至城下，将不暇出走。”其意除此事外，无可置念者。至商人则言人人殊，而赞成民军者为多（毕竟商人好）。有忧虑者，亦恐兵事不戢，有妨营业耳。有二商人聚谈，甲云：“《推背图》中未见有黎元洪，恐不能成事。”乙曰：“不然。黎元洪者，即大元朝朱洪武之后人也，必继其祖业无疑。”（一笑）甲笑曰：“我们且不管，但预备看新皇帝耳。”（又一笑）又有数商人，于舱外席地坐谈。一人问：“革命党是否与瞎李（指李自成）一样？”一人曰：“否。瞎李是贼，这是争皇帝。鞑子坐了二百多年，也该还我们了。”（痛否）
又次日。风浪大作，船身过小，不耐颠簸，多呕吐者。不闻人声，惟闻涛声打窗而已。余亦昏卧终日，过烟台后风始少息。
十七日晨起。间有谈鄂事者，惟去津近，多不敢声张。可见****之威甚矣。船小行迟，至津已日暮，旅舍皆患人满。盖是时津至沪之船价绝昂，欲南下者，皆留滞津门。而京官则惟假津埠为暂时避祸地，不忍舍差缺去，故来者益多。余奔走数家，仅得一小屋。航行困顿，着枕即熟睡矣。
十八日起。卖报者至，急购数纸阅之，知苏浙皆已光复。余戚自京来，接询都中近况，答谓：“险甚，非早谋脱身不可。”是时旅舍中茶房忽大噪，询之则曰：“革命党已到大沽，巡警已加班防卫。”询之居人，盖烟台光复消息，初至津也。
余见事急，乃与戚约，速入都取眷属。及至车站，适遇一鄂人，为述其家，信所云汉口残破情形，并云：“京中危险日甚。吴绶卿已被刺，关城门杀汉人之谣日益盛，恐将不免，当速谋归计。”余唯唯，继车站中人益多，乃罢谈。而保定兵变之声遍布于客室中，众人面上现极可怖之色。是时京津人士，固无日不在风声鹤唳中也。
三时车至，载日兵甚多，皆自检阅来者。余登车后，一室中仅有四人。余与戚外，其二人，则陆军部之司官，特派出京探询军事，而入京报命者也。车行攀谈，余虚与委蛇，然彼二人对谈时，亟表赞同。民军之心，且狂詈满政府不已，而时侧目四视。所谓侦探之本领如此。
余见彼等作种种丑态，不禁匿笑。遂转向窗外凝望，见村人闲行田亩，至有逸趣，为之神往。凭眺间日薄崦，时已黄昏矣。
至八时，抵京车站。有巡警检视旅客行李，其声势颇汹汹。而箱箧既开之后，惟以一手稍按，即挥去，与旧日科场中搜检者无别。所谓首都戒严者，不过尔尔。余至车站，出乘骡车赴余戚家。沿途市肆寥落，路灯惨淡。惟见巡警荷枪，三五成群，巡行而已。童稚旧游，十年重到。人民城郭，百事都非。辽鹤归来之感，至凄黯已。
余在京仅住两日。京人对于鄂事之感想，就余所闻者，约分数类。一曰京官。是时京官逃去已十之五，未去者非穷苦无资不能成行，即身兼要差，为势位所累，不能竟去。此二种人，其怨苦殊相悬绝，而感想乃无差，惟求新政府成立后，得全保禄位而已。得意者欲求继续，失意者欲借此翻身。满清之存亡，固无人计及也。惟得意者之言：“如民军不能成事，则望北军早日奏凯，重享太子。”失意者则否，盖平日嫉视同部阔人，方欲得而甘心，何能再望安乐，重遭白眼。故虽与之同尽，亦所甘心，而不望满清有重兴之日。怨毒之念，实能促其赞成革命也。一曰商人。商人对于政局本无观念，惟因日在危疑震撼之中，市面日蹙，金融日滞，则起怨望。有谓满政府无能者，有谓民军多事者，其间亦有稍明事故者，惟慑于****之威，不敢置可否，唯诺而已。至于下流社会，则顽固较南方为甚。盖满人盘踞北方已久，习俗传染，已忘其为异族，故多鄙谬之言。历代当鼎革之际，忠臣节士死亡相继，视国仇如己事者，固无待言。即不能以死报国者，其忠愤之气，亦时流露于不觉。而满廷之亡，所谓士大夫者，皆存异志，舍冥顽不灵之皂隶、仆役辈，无与清室表同感者。人心所归，亦可见矣。是时，各学校皆散学，学生皆四散。故纯粹为民军表同情之言，不可得闻。
二十日余复出都至津。是时，船价益昂，欲归不得。乃僦屋，而居屋价之昂，较沪尤甚。两三间屋，有索价数百元者。可见津埠之拥挤矣。
余在津住二旬余日，惟至阅报社。社中阅报者甚多，某处光复，则欢呼之声溢于户外，与上海望平街无异。盖在租界，人皆无顾忌矣。一张《民立报》有置银一元者，人心更可知矣。
一日，余至车站，适北京车到，车中填塞几满。旗妇初易汉装者尤多，其举动至可叹。站外有日人恃照像镜摄影，观者狂呼。又有逃官多人，易其服色仓皇行走，从者挟囊橐随之。路人指点，曰：“此某某老爷大人，平日最ピ赫，今亦如此矣。”是日汪笑侬在津，连日演前代亡国诸剧，如《受禅台哭庙》、《桃花扇》等。道白切合时事，观者拍掌不置。余则谓此等戏，沉郁悲恸，实与时势不合，盖不免唐突民军之嫌也。至福王亡国，则观念适成反比例，若于清军入关之氵㸒暴加意，庶足鼓动人心，然而难矣。
至十月七日，汉阳复陷之消息至。一时人心大震，津埠京官复纷纷入都上衙门。与余对屋居者，亦一京官。平时缩居不闻声息，至是亦入都。归则高谈阔论，痛诋民军不已。
十二日。船价稍平，余遂归沪。十六日抵沪。入口时见铁血旗，而悬于兵轮船中。茶房群呼曰：“到我们国里了。”余闻之，亦觉有重返古国之乐。（录某君稿）
余以去秋阴历九月十三日，乘轮北行。登舟闻上海光复。视同舟中人，有现喜色者，有若恐惧者，其状不一。乘客除商人外，一法部司官，偕二友，似久于幕席者，又王毓江之仆役数人（王毓江在湘带巡防营，光复时与黄忠浩同被杀）。次晨，舟行过茶山后，风平浪静，一望无际。舱中谈国事之声大作。余独坐无侣，遂谛听其词，资为消遣。至纰谬时，辄不禁失笑。王仆为人述其主被杀事，及自湘至沪，颠顿情形，慨叹不已。继，忽笑谓：“大情必不亡，佛爷死仅三年，神灵犹在，必能呵护其子孙（与尔何干），吾侪无虑矣。”法部司官则与二幕客计议入都后之事，且言冶游之乐（好货），谓：“须早寻欢，不然兵至城下，将不暇出走。”其意除此事外，无可置念者。至商人则言人人殊，而赞成民军者为多（毕竟商人好）。有忧虑者，亦恐兵事不戢，有妨营业耳。有二商人聚谈，甲云：“《推背图》中未见有黎元洪，恐不能成事。”乙曰：“不然。黎元洪者，即大元朝朱洪武之后人也，必继其祖业无疑。”（一笑）甲笑曰：“我们且不管，但预备看新皇帝耳。”（又一笑）又有数商人，于舱外席地坐谈。一人问：“革命党是否与瞎李（指李自成）一样？”一人曰：“否。瞎李是贼，这是争皇帝。鞑子坐了二百多年，也该还我们了。”（痛否）
又次日。风浪大作，船身过小，不耐颠簸，多呕吐者。不闻人声，惟闻涛声打窗而已。余亦昏卧终日，过烟台后风始少息。
十七日晨起。间有谈鄂事者，惟去津近，多不敢声张。可见****之威甚矣。船小行迟，至津已日暮，旅舍皆患人满。盖是时津至沪之船价绝昂，欲南下者，皆留滞津门。而京官则惟假津埠为暂时避祸地，不忍舍差缺去，故来者益多。余奔走数家，仅得一小屋。航行困顿，着枕即熟睡矣。
十八日起。卖报者至，急购数纸阅之，知苏浙皆已光复。余戚自京来，接询都中近况，答谓：“险甚，非早谋脱身不可。”是时旅舍中茶房忽大噪，询之则曰：“革命党已到大沽，巡警已加班防卫。”询之居人，盖烟台光复消息，初至津也。
余见事急，乃与戚约，速入都取眷属。及至车站，适遇一鄂人，为述其家，信所云汉口残破情形，并云：“京中危险日甚。吴绶卿已被刺，关城门杀汉人之谣日益盛，恐将不免，当速谋归计。”余唯唯，继车站中人益多，乃罢谈。而保定兵变之声遍布于客室中，众人面上现极可怖之色。是时京津人士，固无日不在风声鹤唳中也。
三时车至，载日兵甚多，皆自检阅来者。余登车后，一室中仅有四人。余与戚外，其二人，则陆军部之司官，特派出京探询军事，而入京报命者也。车行攀谈，余虚与委蛇，然彼二人对谈时，亟表赞同。民军之心，且狂詈满政府不已，而时侧目四视。所谓侦探之本领如此。
余见彼等作种种丑态，不禁匿笑。遂转向窗外凝望，见村人闲行田亩，至有逸趣，为之神往。凭眺间日薄崦，时已黄昏矣。
至八时，抵京车站。有巡警检视旅客行李，其声势颇汹汹。而箱箧既开之后，惟以一手稍按，即挥去，与旧日科场中搜检者无别。所谓首都戒严者，不过尔尔。余至车站，出乘骡车赴余戚家。沿途市肆寥落，路灯惨淡。惟见巡警荷枪，三五成群，巡行而已。童稚旧游，十年重到。人民城郭，百事都非。辽鹤归来之感，至凄黯已。
余在京仅住两日。京人对于鄂事之感想，就余所闻者，约分数类。一曰京官。是时京官逃去已十之五，未去者非穷苦无资不能成行，即身兼要差，为势位所累，不能竟去。此二种人，其怨苦殊相悬绝，而感想乃无差，惟求新政府成立后，得全保禄位而已。得意者欲求继续，失意者欲借此翻身。满清之存亡，固无人计及也。惟得意者之言：“如民军不能成事，则望北军早日奏凯，重享太子。”失意者则否，盖平日嫉视同部阔人，方欲得而甘心，何能再望安乐，重遭白眼。故虽与之同尽，亦所甘心，而不望满清有重兴之日。怨毒之念，实能促其赞成革命也。一曰商人。商人对于政局本无观念，惟因日在危疑震撼之中，市面日蹙，金融日滞，则起怨望。有谓满政府无能者，有谓民军多事者，其间亦有稍明事故者，惟慑于****之威，不敢置可否，唯诺而已。至于下流社会，则顽固较南方为甚。盖满人盘踞北方已久，习俗传染，已忘其为异族，故多鄙谬之言。历代当鼎革之际，忠臣节士死亡相继，视国仇如己事者，固无待言。即不能以死报国者，其忠愤之气，亦时流露于不觉。而满廷之亡，所谓士大夫者，皆存异志，舍冥顽不灵之皂隶、仆役辈，无与清室表同感者。人心所归，亦可见矣。是时，各学校皆散学，学生皆四散。故纯粹为民军表同情之言，不可得闻。
二十日余复出都至津。是时，船价益昂，欲归不得。乃僦屋，而居屋价之昂，较沪尤甚。两三间屋，有索价数百元者。可见津埠之拥挤矣。
余在津住二旬余日，惟至阅报社。社中阅报者甚多，某处光复，则欢呼之声溢于户外，与上海望平街无异。盖在租界，人皆无顾忌矣。一张《民立报》有置银一元者，人心更可知矣。
一日，余至车站，适北京车到，车中填塞几满。旗妇初易汉装者尤多，其举动至可叹。站外有日人恃照像镜摄影，观者狂呼。又有逃官多人，易其服色仓皇行走，从者挟囊橐随之。路人指点，曰：“此某某老爷大人，平日最ピ赫，今亦如此矣。”是日汪笑侬在津，连日演前代亡国诸剧，如《受禅台哭庙》、《桃花扇》等。道白切合时事，观者拍掌不置。余则谓此等戏，沉郁悲恸，实与时势不合，盖不免唐突民军之嫌也。至福王亡国，则观念适成反比例，若于清军入关之氵㸒暴加意，庶足鼓动人心，然而难矣。
至十月七日，汉阳复陷之消息至。一时人心大震，津埠京官复纷纷入都上衙门。与余对屋居者，亦一京官。平时缩居不闻声息，至是亦入都。归则高谈阔论，痛诋民军不已。
十二日。船价稍平，余遂归沪。十六日抵沪。入口时见铁血旗，而悬于兵轮船中。茶房群呼曰：“到我们国里了。”余闻之，亦觉有重返古国之乐。（录某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