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高宗
一光武跳身河北，仅有渔阳一旅，而平定天下者，收群盗之用也，故有铜马帝之号焉。宗汝霖之守东京以抗女直，用此术也。考之史册，光武所受群盗之降，几二千万。王莽之季，盗虽?起，亦不应如彼其多。盖降而或复叛，归于他盗，已而复降，至于三四，以有此数。不然，则建武之初，斥土未广，何所得粟以饲此众邪？宗汝霖所收王善等之众二百余万，其聚而有此众者，亦非尽剽悍贸死之壮夫也。徽宗之世，河北之盗已兴。迨及靖康，女直破汴京而不有，张邦昌僭大号而不尸，高宗远处淮左而不能令。郡邑无吏，吏无法。游奕之虏骑，往来蹂践，民莫能自保其命。豪强者聚众砦处，而农人无可耕之土，市肆无可居之廛，则相率依之，而据太行之麓，以延旦夕之命。室无终岁之计。瓮无宿舂之粮，鸟兽聚而飞虫游，勿问强弱，合而有此数也。闻汝霖受留守之命，依以自活，为之美名曰“忠义”以抚之，抑岂诚为忠义者哉？故汝霖之用之也，欲其急也。
光武之用群盗，唯知此也。故用之以转战，而不用之以固守。来者受之，去者不追，迨其有可归农之日，则自散归其田里。是以天下既定，此千余万者，不知其何往。用之以转战，而不用之以固守者，乘其方新之气也。来者受之，去者不追，可不重劳吾河内、宛、雒之民，竭赀力以养之也。汝霖之在当日，盖东京尚有积粟，可支二百万人一二岁之食，过此而固不能矣。是以汝霖自受命守京，迄于病卒者仅一年，而迫于有为，屡请高宗归汴，以大举渡河，知其乍用而可因粮于敌，不可久处而变生于内也。奸邪中沮，志不遂而郁邑以陨命。渡河之呼，岂徒恸大计之不成，抑且虑此二百余万人非一汴之所能留也。汝霖卒，而复散为盗，流入江、湘、闽、粤，转掠数千里，不待女直之至，而江南早已糜烂。非韩、岳亟起而收之，宋必亡矣。
无食不可以有兵，无士不可以得食，不进不可以有土。(得)[待]食足而兴兵者，处全盛之宇，捍一方之寇，如赵充国之策羌是也。不可以用乌合之众，撄方张之虏，保已破之国，审矣。念吾之且必穷，知众之不久聚，忧内之必生变，更无余法以处此，唯速用其方新之气而已。急用而捷，所杀者敌也。急进而不利，所杀者盗也。鼓之舞之，使无倒戈内向者，则存乎主帅之恩威。夫此二百余万之盗，固皆有山砦可为退处之穴；而收吾简练之禁旅，进可为之援，退亦不恣其反噬。然此要非久留聚处，耗吾刍粟，扰吾农人，以生其狎侮之所能胜。是则汪、黄内蛊，高宗中馁，旷日迁延，迟回汴土，即令汝霖不没，而事亦渐难矣。群盗之流入内地者，韩、岳竭力以芟夷之，歼杀过半，弱者抑散而佣食于四方，然后收其仅存之可用者以为吾用。非尽此食葚之，可帅之以所向无前也。故汝霖亦知独力任此之不足也，亟请高宗返驾京阙以弹压群桀，且可辇输东南之粟帛，调发入援之兵卒，而为可继之图。若孤恃汝霖之志义，而无刘裕匡复之(盛)[威]望以群雄，抑无郭子仪朔方之部曲以立根本，仰给不赀，徒贻怨玩，刘越石之困于段匹者，其前鉴也。上无君，内无相，始而盛者渐以衰，悲愤中来，坐视其败，虽欲不悒悒以自陨天年，其可得乎？
故谓汝霖不死，凭恃此众可席卷燕、云者，非能知汝霖茹荼之苦心也。驭之必有其权，养之必有其具，然后此二百余万乌合之旅，可收其利而不逢其害。非光武之聪明神武，而欲驯扰不轨之徒，以与虎狼争生死，岂易言哉！岂易言哉！
二高宗之畏女直也，窜身而不耻，屈膝而无惭，直不可谓有生人之气矣。乃考其言动，察其志趣，固非周赧、晋惠之比也。何以如是其馁也？李纲之言，非不知信也；宗泽之忠，非不知任也；韩世忠、岳飞之功，非不知赏也；吴敏、李、耿南仲、李邦彦主和以误钦宗之罪，非不知贬也。而忘亲释怨，包羞丧节，乃至陈东、欧阳澈拂众怒而骈诛于市，视李纲如仇仇，以释女直之恨。是岂汪、黄二竖子之能取必于高宗哉？且高宗亦终见其奸而斥之矣。抑主张屈辱者，非但汪、黄也。张浚、赵鼎力主战者，而首施两端，前却无定，抑不敢昌言和议之非。则自李纲、宗泽而外，能不以避寇求和为必不可者，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以时势度之，于斯时也，诚有旦夕不保之势，迟回葸畏，固有不足深责者焉。苟非汉光武之识量，足以屡败而不挠，则外竞者中必枵，况其不足以竞者乎？高宗为质于虏廷，熏灼于剽悍凶疾之气，俯身自顾，固非其敌。已而追帝者，滨海而至明州，追隆太后者，薄岭而至皂口，去之不速，则相胥为俘而已。君不自保，臣不能保其君，震慑无聊，中人之恒也。亢言者恶足以振之哉？
靖康之祸，与永嘉等，而势则殊矣。怀、愍虽俘，晋元犹足以自立者：以外言之，晋惠之末，五胡争起，乱虽已极，而争起者非一，则互相禁制，而灭晋之情不果。女直则势统于一，唯其志之欲为而无所顾也。以内言之，江南之势，荆、湘为其上游，襄、汉为其右臂。晋则刘弘夙受方州之任，财赋兵戎听其节制，而无所掣曳，顾、陆、周、贺诸大族，自孙氏以来，世系三吴之望，一归琅，而众志交孚，王氏合族拥众偕来以相扶掖。宋则虽有广土，而无绥辑之人，数转运使在官如寄，优游偃息，民不与亲，而无一兵之可集、一粟之可支。高宗盱衡四顾，一二议论之臣，相与周旋之外，奚恃而可谋一夕之安？琐琐一苗、刘之怀忿，遽夺其位而幽之萧寺，刘光世、韩世忠翱翔江上，亦落拓而不效头目之捍。自非命世之英，则孑然孤处，虽怀悲愤，抑且谁为续命之丝？假使晋元处此，其能临江踞坐，弗忧系组之在目前哉？故高宗飘摇而无壮志，诸臣高论而无特操，所必然矣。
于是而知国之一败而不可支者，唯其孤也。有萧何在关中，而汉高泗水之败，得有所归。有寇恂在河内，而邓禹长安之败，散而复合。崛起者且如是矣。若夫唐室屡覆，而朔方有可藉之元戎，江、淮有可通之财赋，储之裕而任之人者勿猜，非一朝一夕之积矣。宋则奄有九土，北控狡夷，西御叛寇，而州无绥抚之臣，郡无持衡之长，军卫为罪人之梏，租庸归内帑之藏。吏其土者，浮游以需，秩满而去。一旦故国倾颓，窜身无所，零丁江介，俯海以容身。陈东、欧阳澈慷慨而谈，其能保九子仅存之一线，不随二帝以囚死于燕山乎？传曰：“周之东迁，晋、郑焉依。”言其必有依也。诗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频。”外已久枯，而中存之勺水一涸而无余也。宋自置通判于诸州，以夺州镇之权，大臣出而典郡者，非以逸老，则为左迁。富庶之江南，无人也；岩险之巴、蜀，无人也；?要之荆、襄，无人也；枢要之淮、徐，无人也。峨冠长佩，容与于天下，贤者建宫墙以论道，其次饰亭榭以冶游，其下攘民财以自润。天子且安之，曰：“是虽不肖，亦不至攘臂相仍，而希干吾神器者也。”则求如晋元以庸懦之才，延宗社而免江、淮之民于左衽，不亦难乎？故以走为安，以求和为幸，亦未可遽责高宗于一旦也。
乃其后犹足以支者，则自张浚宣抚川、陕而奉便宜之诏始。宋乃西望而犹有可倚之形。且掣肘之防渐疏，则任事之心咸振。张、韩、岳、刘诸将竞起，以荡平群盗，收为部曲。宋乃于是而有兵。不絷其足者，不仆其身；不刘其枝者，不槁其本。故垂及秦桧削之余，而逆亮临江，高宗不为骇走，且下亲征之诏。则使前此者，有威望之重臣镇江、淮，以待高宗之至，亦未必气沮神销之至于如斯也。
首其谋者，唯恐天下之不弱；继其后者，私幸靡散之无忧。国已蹙，寇已深，而尸位之臣，争战争和，(戚)[穴]中相讼，无一人焉，惩诸路勤王之溃散，改覆辙以树援于外。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以天子而争州郡之权，以全盛而成贫寡之势，以垂危而不求辅车之援，稍自树立，而秦桧又以是惑高宗矣。和议再成，依然一毕士安之策也。岳飞诛死，韩世忠罢，继起无人，阃帅听短长于文吏，依然一赵普之心也。于是举中原以授蒙古，犹掇之矣。岂真天骄之不可向迩哉？有可藉之屏藩，高宗犹足嗣唐肃之平安、史；无猜忌之家法，高宗犹足似唐德之任李晟。故坏千万世中夏之大闲者，赵普也。以太祖之明，而浸润之言，已沁入于肺腑。况后之豢养深宫，以眇躬莅四海者乎？光武不师高帝之诛夷，上哲能之，非可期于中材以下也。
三言有纲，道有宗；纲宗者，大正者也。故善言道者，言其宗而万殊得；善言治者，言其纲而万目张。循之而可以尽致，推之而可以知通，传之天下后世而莫能其瑕璺。然而抑必有其立诚者，而后不仅以善言著也。且抑必听言者之知循知推，而见之行事者确也。抑亦必其势不迫，而可以徐引其绪；事不疑，而可以弗患其迷也。如是，则今日言之，今日行之，而效捷于影响。乃天下之尚言也，不如是以言者多矣。疏庸之士，剽窃正论，亦得相冒以自附于君子之言；宗不足以为万殊之宗，纲不足以为万目之纲，寻之不得其首，究之不得其尾，泛然而广列之，若可以施行，而莫知其所措。天下有乐道之者，而要为之华，亦奚用此喋喋者为哉？
高宗南渡，李伯纪之进言数矣。其言皆无可非也。顾其为纲宗者，报君父之仇也，复祖宗之宇也。又进而加详焉，远小人，亲君子也；议巡幸，决战守也；择将帅，简兵卒也；抚河北，镇荆、襄也。如纲之言，循之推之，以建中兴之业，允矣其无瑕璺矣。故天下后世无有得议其非者，而咎高宗之不用。虽然，以实求之，而奚足以当纲宗哉？足以立纲宗而非其诚，则纲宗者，虚设之纲宗，固无当也。
君父之痛，土宇之蹙，诚不容已者。然其容已与不容已，系乎嗣君之志而已。有其志，不待言也；无其志，言无益也。有其志而不知所以为之，弗示以方，固弗能奖也。故此二言者，人皆可言，人皆可信，而究止于空言也。进而加详，则固愿终其说以导之而出于迷涂，天下后世之所乐听，或亦高宗之所欲闻乎！其云亲君子，远小人，尚矣。苟非清狂不慧者，孰以为不然？乃君子小人，有定名而无定指者也。以小人为君子，而君子矣；以君子为小人，而小人矣。故诸葛出师表必目列其人以当之。今不直简贤而求其进，斥奸而请其退，则奚以知汪伯彦、黄潜善之非君子，而赵鼎、胡寅之非小人邪？议巡幸，决战守，急矣。而行伍之凭借，孰为干城？强敌之争趋，何从控御？刍粮何以不匮？器仗何取以求精？岂天子匹马以前，疲卒扶羸以进，遂足定百年之鼎，成三捷之功乎？择将帅，简兵卒，尤其要者。抑就莅戎行而数奔者择之邪？无亦求之偏裨，求之卒伍，求之草泽而择之邪？天子自择之邪？纲可代为之择邪？天子自择之，则亦非不有所任用矣。纲可代择之，则胡不心维口诵于坐论之下，如赵普之为太祖谋者，而但虚悬一择之之号，以听人之诡遇乎？惊奔之余，兵卒之不足久矣。集之必有其方；部之伍之，必有其制；教之练之，督之绥之，必有其将。河北之南来，闽海、楚、蜀之新募，必有其可使战可使守之势。合其散而使壹，振其弱而使强，必有其道。纲诚以一身任安危之寄，则躬任之，默识之，日积月累，以几于成，尤非大声疾呼，悬一榜、下一令之所能胜也。则尤不可以空言效也。抚河北，镇襄、邓，诚形势之不容缓矣。河北之待抚，岂徒号于上曰“吾不割也”，众志遂以成城乎？其吏民为朝廷守者，孰可任也？孰未可任，而急须别拣将帅以任之也？张所、傅亮固未足以胜任。即令任之，而所以安所、亮而使尽其力者何术也？襄、邓之财赋兵戎，其可因仍者何若？其所补葺者何从？专任而无旁挠者何道？凡此，皆就事而谋之，因势而图之，非可一言而据为不拔之策。国政在握，成败在于目睫，迫与天子谋之，进群策以酌之，固有密藏于夙夜而研几于俄顷者，岂建鼓而亡子可追哉？乃纲但琅琅乎其言之矣。一言而气已竭矣。则汪、黄之党且笑之曰：是老生之常谈，谓饥当食，而为无米之炊者也。恶足以拯吾君于危殆而措之安哉？于斯时也，二帝俘矣，两宫陷矣，自河朔以向江、淮，数千里城空野溃，飘摇徐、兖之郊，内顾而零丁孑处。纲以一身系九鼎之重，则宜以一言而析众论之归。犹且组练篇章，指未可遽行之规画，以祈免乎瑕璺。夫岂贾、董际汉盛时，高论以立令名之日？则言之善者，不如其无言也。
夫宋之所以浸弱浸削至于亡者，始终一纲宗之言，坐销岁月而已。继纲而献策者，杨中立、胡敬仲犹是也。后乎此而陈言者，刘共父、真西山犹是也。乃前乎此而倡之者，景以来，吕、范诸公以洎王介甫之邪僻，苏子瞻之纵横，无非是也。以拟诸道，皆提其宗；以考诸治，皆挈其纲；孰得指其瑕璺者？而求其言之即可行，行之即可效者，万不得一焉。故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不怍者，可正告于天下后世，而不违于纲宗之大正者也。叩其所以为之而不得，则难矣。夫言也，而仅以祈免于怍也与哉？陆敬舆以奏议辅德宗，而反奉天之驾，一议为一事而已，非建立纲宗、统万殊万目于数纸之中也。斯则诚为善言者乎！
四屈身逆乱之廷，隐忍以图存社稷，人臣之极致也，而抑视乎其所处矣。测其有可图之几，以待天下之变，姑且就之，两处于有余之地，以存其身与其禄位，而遽许之为行权以济险；则名义之途宽，而忠孝之防裂，君子所必严为之辨者也。其所处者可以置吾身，身虽危，犹安也。安其身而动，动而利，可以出君父于险；动而不利，不丧其身之所守；则生死成败，皆可以自靖，如是者尚矣。其次，则身非可安，而无可安之土，乃以身试不蠲，而思以济其志。志之得，则可以大有为于天下；志之不得，犹不以身为罪，而毁分义之防。故陈平、周勃俯仰于吕后之侧，非徒志在安刘也。惠帝崩，后宫之子，犹高帝之苗裔，可以为君者，依之以待吕氏之变，而伸其诛锄，固未尝一日辱其身于异姓也。王导之于苏峻，王坦之、谢安之于桓温，忍其熏灼，阳与相亲，贼未篡，吾君尚在，弗容立异以激祸之成。峻诛、温死，而其志伸；峻不诛，温不死，晋社已移，终弗能救，而后死之，未晚也。“苏武节”之诮，不足以为之病矣。狄仁杰之仕于伪周也，庙已改，君已囚，无可仕矣。而仁杰当高宗之世，未与大臣之列，则舍武氏不仕，而更无可执国柄、进忠贤、以为兴复之基。灼知其逆，而投身以入，不恤垢辱以与从逆之臣齿，非但一死之不惜，操心愈隐，怀贞愈烈，尤非夫人之所可托者也。审此，则吕好问、朱胜非无所逃其同逆之辜，不能为之掩覆矣。
好问自中丞迁少宰，参国政久矣。张邦昌受虏册以篡大位，此何时也？马伸等犯死以争，而好问无言；赵鼎、胡寅洁身以逃，而好问不出。邦昌舞蹈以受冕旒，好问从容而充陪列。已知众志之不归，乃问邦昌曰：“真欲立邪？否邪？”邦昌遽有“不敢当”之对。则亦探邦昌不决之情，而姑为变计。然则高宗不系人望于济州，通国且戴邦昌以为主，好问受伪命之已久，又奚以自拔于逆廷哉？夫好问之心，固非若吴、莫俦之夸佐命也；亦非决志不污，如洪皓之誓死以不从刘豫也。权处于进可宋、退可邦昌之歧途，以因风而草偃；则募人通帛书于高宗，亦游移两全之巧，无往而不足以自容。及王宾发已穷，犹曰：“世被国恩，受贤者之责。”将谁欺邪？且使于邦昌无“真立”之问，于高宗无尺帛之书，宋遂终无如邦昌何哉？密奏不足为有无，嗣君非因其护戴，唯此七尺之躯，一污而终不可浣。好问曰：“闭门洁身，实不为难。”洁身而身存之非难，洁身而身死之岂易乎？果其为段司农不辱之身，则又能闭门而全其躯命邪？以此质之，好问之论定矣？
若夫朱胜非者，尤不足齿于士类者也。苗、刘，二健卒耳。权藉不重，党类不滋，逆谋不夙，所欲逞志者，王渊、康履而止。浸氵㸒及上，遂敢废人主而幽之萧寺。胜非躬秉大政，系百僚之望，使有不可夺之节，正色立朝，夫二贼者，讵敢尔哉？乃内禅之举，胜非且尸陪列之长，为下改元之诏。德不重，才不赡，志不固，贼之藐之也久，故其胁之也轻，而胜非之从也易。乃使其祸不惩，则宋之危也亦亟矣。夫二贼所挟持以逞者，其心可洞见也。女直临江而思渡，江东之不保在旦夕矣。二贼岂有为宋守吴、会之心乎？始立婴儿以待变，女直至，则弑高宗，执子以纳降；女直不至，则徐揽众权，要九锡而规篡。藉令三方之义师不星驰而至，贼势已成，虏兵且进，胜非其能事从中起，枭贼首以复辟乎？如其能之，则他日之自辩曰：“偷生至此，欲图今日之事。”固可解也。而悲愤始于张浚，成谋定于吕颐浩，奋勇决于韩世忠，胜非何与焉？其志欲图者，果何图也？察所怀来，一冯道、范质之心而已。胜非之生，无豪毛之益也。如其死也，则以明夫苗、刘之为贼，而激忠义之人心以起，诚重于泰山矣。无靖康之祸，有所奉之君，名义自己而立衡，存亡即于己而取决。事易于邦昌挟女直之势，而抑无好问通闲道之书。事定之余，优游以去，而贬窜不加焉，宋安得复有王章哉？
士所出身以事者，君也；所以事君者，身也。身之已辱，功且不足以盖之，而况其不足以言功也。身之所履，因乎心之所安；心之所安，因乎时之所处。有以处身而心乃裕，有以处心而事乃贞。大白不缁，有其大白者存也。屈以求伸，有其必伸者在也。功名授之事外之人，节义存乎当局之正。好问死，不患拥戴康王之无将相；胜非死，不患革除明受之无义师。王捐躯而齐复振，翟义夷族而汉复兴。死且非徒死而无益也，然而非果于义者之所期也。立身则有本末矣，立朝则有风裁矣，立志则有衾影矣。安能一日缓颊于乱贼之前，以观望其情，而徐图转计哉？留余地以待他日之辩，辩则辩矣，吾不知其启口之际，何以自扪其心也！
五兀术渡江而南，席卷吴、会，追高宗于四明，东迤海滨；其别将追隆太后，南至于虔州之皂口，西掠楚疆，陷岳、潭，而武昌在其怀袖。当是时也，江南糜烂，宋无一城之可恃，韩、岳浮寄于散地，而莫能自坚。此苻坚所几幸而不得，拓拔佛狸所迁延而惮进者也。举天下而全有之，奚待蒙古于他日哉？然而兀术急于渡河而归，高宗且可画淮而守，此可以知国家安危之机，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女直之不能久处江东也，若有所怵惕，而梦寝不安。非其欲之有所厌也，非其力之不足恃也；攻有余而守不足者，无与故也。杜充之降，疑有与矣。而充不足以当有无之数，孑然自以其身降，而号令不能及众；则女直之不能凭借以有江、淮，深知之矣。深入国境而能因而据之者，必有拥众降附代为招集之人。故刘整、吕文焕降于蒙古，而后宋不能免于土崩。地非其地也，人非其人也，风土之刚柔，山川之险易，人心之向背，乍履其地而无以相知。安能孤军悬处，设守令，索刍粮，以无忧其困？师行千里而不见敌者，心必危；乌合以附而无任其安辑者，信之必不固。则兀术之方胜而惧，得地而不敢有，所必然矣。
夫宋之得此，于天下虽无片土之安，而将帅牧守相持以不为女直用，固有以致之也。其于士大夫也，亦几失其心矣；然而诛夷不加也，鞭笞愈不敢施也。祖宗之家法定，奸邪虽逞，而天子不为之移，则奸邪亦知所禁而弗能播其凶德。其于武臣也，猜防之而不使展其勇略，是以弱也；然而有功而未尝故挫抑之，有过而未尝深求之，危困而未尝割弃之，败衅而未尝按诛之。待之也既使有余，而驭之也亦有其制。不使之擅部曲而听其去来，不使之幸寇存以胁吾权宠。不纵之于先而操之于后，则怨不深；不操之已穷而纵之使傲，则情不悖。故武人犹思媚于君，而部曲不从逆以靡。天下之大势，十已去其**，而士心协，民志定，军情犹固；宋之所以立国百余年如一日，而滨危不改其恒也。至于史嵩之、贾似道起，尽毁祖宗之成法，理宗汶弱而莫能问，士心始离，民心始散。将帅擅兵，存亡自主，而上不与谋，然后望风瓦解。蒙古安驱以入，晏坐以抚，拾天下如一羽而无所疑。不然，刘、吕虽降，安能举我所豢养之吏士直前相搏，而乐附狡夷如其父兄也哉？斩刈亟，则小人易激；鞭笞用，则君子亦离。部曲众而封赏早，则去来自恣；孤旅危而应援绝，则反噬必深。上与下泮涣而不相知，敌乃坐收之，而反为吾腹心之患。宋之乱政，至蔡京当国、童贯临戎而极矣。而凡数者之病犹未剧也。是以高宗跳身航海而终不亡也。
六人之为言也，贸贸而思之，绵绵而弗绝，天可指，地可画，圣人可唯其攀引，六经可唯其摭拾，而以成乎其说。违道之宜而以为德，大害于天下而以为利。探其所终，必不能如其言以行，而辄欲行之。时而有达情以体物、因势以衡理者，主持于上，必不听之以行。乃以号于天下曰：“吾说之不行，世衰道降，无英君哲相志帝王之盛治者使然也。”于是而有传于世，乃使殃民病国之邪臣，窃其说以文其恶，则民之憔悴，国之败亡，举繇乎此。要其徒以**而无能利国，则亦终莫能如其说以行也，祗为乱而已矣。当建炎之三年，宋之不亡如缕，民命之死生，人心之向背，岌岌乎求苟安而不得矣。有林勋者，勒为成书，请行十一之税。一夫限田五十亩，十六夫为井，井赋二兵一马，丝麻之税又出其外。书奏，徼一官以去。呜呼！为勋干禄之资，则得矣。其言之足以杀天下而亡人之国，亦惨矣！时亦知其不可而弗行，而言之娓娓，附古道以罔天下，或犹称道之弗绝。垂至于贾似道，而立限以夺民田为公田，行经界以尽地力而增正赋，怨交起，宋社以墟，盖亦自此启之也。
古之言十一者，曰中正之赋。而孟子曰：“轻之者貉道也。”汉乃改之为三十而一。然则汉其貉乎？何以一人陶济万室之邑，历千年而不忧其匮也？夫以天下而奉一人，礼际禄廪宫室车服之费，则已约矣，非百里一邦，制度繁殷之比也。而不但此也，古者建国分土，民各输于其都，自远郊而外，道里之远者，即在王畿，亦五百里而近。莫大诸侯，不过二百余里而已。而大夫之有采地者，即其都邑以出纳。唯然，则名十一而实亦十一已耳。自汉合四海以贡天府，郡县去天子之畿，有逾于五千里者矣。其以输塞下养兵卫民者，又过于是。逆流而漕，车舆驴马任辇以行，其费不赀。使必盈十一以登太仓，三倍而不足以充。故合计民之所输将，名三十而实且溢于十一矣。且欲立取民之制，求盈于十一，民之膏脂尽于此，而尚足以生乎？今使勋计其亩田，令输十一于京、边，勋其能之而无怨邪？抑徒为此不仁之言，以导君于贪暴邪？况乎古之十一者，有田有莱，有一易再易之差，则亦名十而实二十。汉之更制，乃以革李悝之虐，而通周制之穷，百王之**也。其何容轻议哉？至欲于一井四百五十亩之中，赋二兵一马，以充戎行，不知勋之将以何为也。将以战与？则驱愿懦之农人，以与闵不畏死之盗贼、乐杀无厌之(外)夷[狄]，贸躯命于喋血屠肝之地，一兵死而更责一兵，不杀尽农人而不止。无诛夷之峻法以督之，则闻金鼓而骇溃，国疾以亡。将以戍与？则荷戈而趋数千里之绝塞，饥寒冰雪，仅存者其余几何？抑且重为征发，而南亩之余以耕者，又几何也？三代之兵，所戍者，百里之疆埸也；所战者，乍相怨而终相好之友邦也；所争胜负者，车中之甲士也；追奔不穷日，俘馘不尽人。乃欲以行之后世流血成渠之天下，虽微仁人，亦不禁为之恸哭矣。若马，则国有牧，而益以商贾之征，固未尝责农人供戎车之用。勋欲更取盈焉，商鞅、李悝所不忍为而欲为之，亦可谓覆载不容之凶人矣！
夫勋固曰：“此先王之法也。”从而称之者，亦曰：“此先王之制也。”建一先王以为号，而胁持天下之口，诚莫有能非之者。而度以先王之时，推以先王之心，其忍此乎？抑使勋自行之，而保民之不揭竿以起乎？且使行之于勋之田庐，而勋不弃产以逃乎？夫亦扪心而自问乎？
奉一古人残缺之书，掠其迹以为言，而乱天下者，非徒勋也。庄周之言泰氏也，许行之言神农也，墨翟之言大禹也。乃至御女烧丹之言黄帝也，篡国之大恶而言舜、禹也，犯阙之巨盗而言汤、武也，皆有古之可为称说者也。古先圣王之仁育而义正者，精意存乎象外，微言善其变通，研诸虑，悦诸心，征之民而无怨于民，质之鬼神而无恫于鬼神，思之慎而言之讷，恶容此吮笔濡墨求充其幅者为哉？前乎勋而为王安石，亦周官也；后乎勋而为贾似道，亦经界也。安石急试其术而宋以乱，似道力行其法而宋亡。勋唯在建炎惊窜不遑之日，故人知其不可行而姑置之。陈亮犹曰：“考古验今，无以加也。”呜呼！安得此不仁之言而称之也哉？
七绍兴诸大帅所用之兵，皆群盗之降者也。高宗渡江以后，弱甚矣。张浚、岳飞受招讨之命，韩、刘继之。于是而范汝为、邵青、曹成、杨么之众皆降而充伍，乃以复振。走刘豫，败女直，风闻惊窜之情，因以有定。盖群盗者，耐寒暑，撄锋镝，习之而不惊；甲仗具，部队分，仍之而无待；故足用也。不然，举江南厢军配囚弱之众，恶足以当巨寇哉？
乃考之古今，用群盗者，大利大害之司也。受其归者有权，收其用者有制。光武收铜马而帝，曹操兼黄巾而强，唐昭用朱温而亡，理宗抚李全而削。盗固未可轻用也。以弱而受强，则宾欺其主；以强而受强，则相角以机；以强而受弱，则威生其信。无故而来归者，诈也。挫于彼而归于此者，弗能为助者也。以名相服，而无其实者，乍合而终离也。故欲抚群盗者，必先之以剿；而群盗之欲降也，抑先战胜而后从。虽已为我之部曲，犹以强弱与我争主客之权。唐何挟以受朱温？宋何恃以受李全？温与全且睥睨我而倒持其制，翱翔自得，复将谁与禁之？唯绍兴诸帅之知此也，风驰雨骤而急与之争。一败之，再败之，无不可败之盗，而后无不可受。群盗岂徒畏我哉？抑信其可恃为吾主，而可无衅折死亡之忧矣。此其受之之权也。
若夫所以用之者，尤有可用不可用之辨焉。均为盗，而既为之长矣，固袖然自大，而以为我有此众也。受命归降，而又崇其秩以统其众，则虽有居其上以控制之者，尊而不亲，而不能固保其尊。其来也，因之而来；则其去也，因之而去。其顺也，因之而顺；则其逆也，因之而逆。天子且拥虚名，元戎徒为旒缀。夫且肉袒而市我于敌，夫且怀奸而代我以兴，矧望其策心戮力以死相报乎？故盗可用，而渠帅不可用也。
乃(竟)[尤]有固不可用者，即其戢志无他，而必不可图功。盖其初起也，皆比闾之俦伍，无权藉以相事使，而群推一人以为长；此一人者，何以能折傲之众使不离哉？固有工于为盗之术，而众乃弭耳以听。其为术也，非有规恢天下之略也；抑非智勇过人，而战无不胜也。不以败为忧，不以走为耻，不以旦此夕彼为疑。进之务有所卤获以饱众，退之知不可敌，而急去以全其军。得地而无固守之情，以善其规避；一战而不求再战，以节其劳疲；志在偷以求全其部曲，而不期乎功之必成。于是徜徉不幸之地，凭恃山川之险，以免其人于屠戮之苦，而有旁掠之利。于是贸贸而起者，乐推奉而戴之为尊。夫如是，欲使之争封疆于尺寸，贸身首以立功，未有能胜者也。败亦走，胜亦走，无所不走者，无所不掠。甚则坐视国家之倾危，而乘之收利。或叛或篡，皆其习气之无恒，熟用之而不恤者也。威不足以之，恩不足以怀之，非徒唐昭、宋理之无以驭之也；即光武亦奚能洗涤其顽诡，使媚己以共死生哉？故光武于赤眉之帅，诮以“铁中铮铮”，唯待以不死；曹操收黄巾之众，终不任以一将之功。而朱温、李全仍拥部曲，屹为巨镇，进则败而退则逆，为盗魁者，习与性成，终不能悛也。
绍兴诸帅用群盗而废其长，张用、曹成、黄佐仅得生全，范汝为、杨么皆从斩馘，李成、刘忠宁使之北降刘豫，而不加收录。则根既拔者枝自靡，垢已涤者色以新。人皆吾人也，用唯吾用也，指臂相使之形成，以搏有余力矣。宋之抚有江、淮，贻数世之安，在此也。荡涤尽，则民力裕；战胜频，则士气张；大憝诛，则叛逆警；部曲众，则分应周；控制专，则进退决。故以走刘豫，挫兀术，而得志于淮、汴。垂及异日，完颜亮犹不能以一苇杭江而逞，皆诸帅决于灭贼之功也。非高宗之志变，秦桧之奸售，宋其兴矣。
八上有不能言之隐，下有不能变之习，贤者且奉之以为道之纲，奸人遂乘之以售其忮害之术。迨乎害之已著，且莫知弊之所自，而但曰：“知人其难！”故贤为奸惑，而庸主具臣勿论也。夫岂然哉？尝读胡氏春秋传而有憾焉。是书也，著攘夷尊周之大义，入告高宗，出传天下，以正人心而雪靖康之耻，起建炎之衰，诚当时之龟鉴矣。顾抑思之，夷不攘，则王不可得而尊。王之尊，非唯诺趋伏之能尊；夷之攘，非一身两臂之可攘。师之武，臣之力，上所知，上所任者也。而胡氏之说经也，于公子之伐郑，公子庆父之伐于余邱，两发“兵权不可假人”之说。不幸而与庆父终于弑逆，其说伸焉。而考古验今，人君驭将之道，夫岂然哉？前之胤侯之于夏，方叔、召虎、南仲之于周；后之周亚夫、赵充国之于汉，郭子仪、李光弼之于唐；抑岂履霜弗戒，而必于“今将”也乎？“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自出者，命自上行之谓也。故易曰：“在师中，王三锡命。”锡命者王，在师中者“长子”。在其中，任其事，而以疑忌置之三军之外，恩不浃，威不伸，乍然使之，俄然夺之，为“弟子”而已。弟子者，卑而无权之谓也。将而无权，舆尸之凶，未有免焉者也。唯胡氏之言如此，故与秦桧贤奸迥异，而以志合相奖。非知人之明不至也，其所执以为道者非也。
然此非胡氏专家之说也。宋之君臣上下奉此以为藏身之固也，久矣。石守信、高怀德之解兵也，曹翰之不使取幽州也，王德用、狄青之屡蒙按劾也，皆畜菹醢之心，而不惜长城之坏。天子含为隐虑，文臣守为朝章。胡氏沿染余风，沁入心肾，得一秦桧而喜其有同情焉。呜呼！夫岂知疑在岳、韩，而信在滔天之秦桧，其子弟欲为之盖愆，徒触怒以窜死，而终莫能挽哉？
桧之自虏归也，自谓有两言可以耸动天下。两言者：以河北人归女直，河南人归刘豫也。是其为说，狂而必不可行。匪直资千秋之笑骂，高宗亦怒而榜其罪于朝堂。然而胡氏以管仲、荀期之，高宗终委国而听之，虽不知人，宁至于是！夫桧所欲遣归女直、刘豫者，非泛谓沦处江东之士民也。凡扈从南来分节建旄诸大帅，皆夹河南北之部曲，各有其军。而高宗宿卫之旅，不能与较盈虚。高宗惩苗、刘之难，心惴惴焉。桧以为尽遣北归，则枝弱者干自强，而芒刺之忧以释。盖亦与胡氏春秋之旨相符。特其奸计未周，发言太骤，故高宗亦为之愕异。而韩、岳之勋名尚浅，高宗亦在疑忌相参之际，故不即以为宜。而胡氏促膝密谈，深相契合者，犹未可即喻之高宗也。
已而群盗平矣，诸帅之军益振矣，屡挫女直之功日奏矣。三军之归向已深，万姓之凭依已审，士大夫之歌咏已喧，河北之企望已至，高宗之忌之也始甚。桧抑术愈工，志愈惨，以为驱之北而不可者，无如杀之罢之，权乃尽削而事易成。故和议不成，则岳飞之狱不可起，韩世忠之兵不可夺，刘光世、张俊不戢翼而效媚以自全。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在廷之臣，且以为子、庆父之祸可永杜于百年。呜呼！亦孰知桧之别有肺肠，睥睨宗社，使不死，乌可制哉？九高宗决策选太祖后立以为嗣，道之公也，义之正也，保固宗祧之大计也。而其议发于上虞丞娄寅亮。疏贱小臣，言出而天子之位定，大臣无与者，宋之无人久矣！寅亮之言，定一代之纲常，协千秋之公论，诚伟矣哉！顾其为人，前此无学术之表见，后此无德业之传闻，固非议定于诚，以天下为己任者也。高宗于此，犹在盛年，度以恒情，必逢恶怒。越位危言，曾不忧及罪罟，夫寅亮何以任此而无疑哉？盖高宗之畜此志久矣，其告范宗尹者明矣。故溢传于外，寅亮与闻而深信之，以为先发夫人之所未发者，功可必，名可成，有荣而无辱也。是谋也，宗尹闻之，中外传之，寅亮处下位而深知之。在位大臣充耳结舌，曾无有能赞一言者，故曰宋无人也。
夫宗尹诚不足道矣。张德远新平内难，任授分陕，赵惟重系属本支，尊参坐论；君有志而不能知，君有美而不能成，君有宗社生民之令图而不能决。所谓“焉用彼相”者，责奚辞哉？故高宗之任二相也不专，谋和与战也不定，以其无忧国之忱也。乃使自虏来归之秦桧，一旦躐级其上，而执诛赏之大权，诚有以致之者，而不足深怪也。
治末者先自本，治外者先自内。匡君之失者，必奖其善。欲行其志者，必有以大服君民上下之心。当其时，雪二帝之耻，复祖宗之地，正夷夏之防，诚切图矣，而抑犹其末也。阐太祖之幽，盖太宗之愆，立义自己，以感天人之丕应，付畀得人，以垂统绪于灵长者，本也。故张子房当草昧之初，而亟垂家法；李长源当扰乱之世，而决定嫌疑。然后天子知有忧国如家之忠爱，而在旁之浸润不入；宵人知我有赞定大策之元功，而瓯臾之流丸自止。自宫中以迄四海，咸知国家之祚胤方新。而谋自我成，道惟君建，则倾心壹志以待我之敷施。身居百僚之长，日与密勿之谋，曾此弗图，而借手望轻志末之小臣，进而与天子商天位之简畀，是犹足推诚委国，争存亡胜败于强敌者乎？
张德远之不及此，犹有说也。皇子之速毙，有物议焉，不敢称立嗣于高宗之前，有所避也。赵惟重何为者，而亦懵然弗问耶？高宗之世，将不乏人，而相为虚设久矣。其贤者，皆矜气近名，一往而无渊停岳立之弘猷者也。高宗几信几疑，而不见其可恃。故汪、黄、秦、汤术虽陋，志虽邪，而犹倾心吐意，以违众直行，敢于自任，无迟回濡待之情。是以去此取彼，而从之若崩。藉令得韩、范以为肺腑之臣，则引社稷之存亡于一身，生死以之，而密谋皆夙，夫岂奸回之能遽夺哉？济济盈廷，而不能为寅亮之言，其为上所轻而斥之窜之，不伸其志，非其自处者之自致乎？
十自宋以来，州县之庭立戒石铭，蜀孟曰?永之词也。黄庭坚书之，高宗命刻石焉。读者佥曰：“励有司之廉隅，恤生民之疾苦，仁者之言也。”呜呼！儒术不明，申、韩杂进，夷人道之大经，蔑君子之风操，导臣民以丧其忠厚和平之性，使怀利以相接而交怨一方者，皆此言也。孟曰?永僭伪亡国之主，无择而言之，可矣。君天下者，人心风化之宗也，而可揭此以正告天下乎？
夫谓吏之虐取于民者，皆其膏脂，谓夫因公而科敛者也，峻罚其锾金者也，纳贿而鬻狱者也，市贾而无值者也。若夫俸禄之颁，惟王所诏，吏不自取也。先王所制，例非特创也。小人耕而以其有余养君子，君子治而受其食以勤民事。取之有经，班之有等，民不怨于输将，上不勤于督责。天尊地卑，而其义定；典叙礼秩，而其分明。若曰是民之膏脂也，则天子受万方之贡赋，愈不忍言矣。率此言也，必天下之无吏而后可也。抑将必天下之无君，而后无不可矣。是之谓夷人道之大经也。
君子之道，以无伤于物者自旌其志，苟非人所乐与者，一介不取，弗待于人之靳之也。如其所受之禄，斥言之曰此民之膏脂矣，恶有君子而食人之膏脂者乎？上既酬而升之，揖而进之，寄之以民社，而谓之曰：“吾取民之膏脂以奉汝。”辱人贱行，至于此极，**其戒饬自矜，以全素履，其将能乎？是以谓毁君子之风操也。
易动而难静者，民之气也。得利为恩，失利则怨者，民之情也。故先王惧其怀私挟怨之习不可涤除，而政之所扬抑，言之所劝戒，务有以养之，而使泳游于雍和敬逊之休风，以复其忠顺之天彝。故合之于饮，观之于乡射，逸之于大蜡，劳之于工作，叙之以礼，裁之以义，远之于利，禁之于争，俾怨不生，而民志允定。今乃揭而示之曰：“凡吏之受禄于国者，皆尔小民之膏脂也。”于是乍得其欢心，而疾视其长上。其情一启，其气一奔，则将视父母之食于其子者，亦其子之膏脂；趋利弃义，互相怨怒，而人道夷于禽兽矣。先王以君子长者之道期天下，而人犹自弃，则克己自责，以动之于不言之化。今置其土木、狗马、声色、宴游之糜民财者，曾不自省；而以升斗之颁，指为削，倡其民以嚣陵诟谇之口实，使贼其天良，是之谓导臣民以丧其忠厚和平之性也。迪君子以仁民者，教之有术也；进贤士以绥民者，选之有方也；饰吏治以勿虐民者，驭之有法也。仁不能教，义不能择，法不能整，乃假祸福以恐喝之曰：“上天难欺。”无可如何，而恃鬼神之幽鉴。惟孟曰?永以不道之身，御交乱之众，故不得已而姑为诅咒，为人君者而焉事此乎？
王者之道，无不敬而已。敬天，而念天之所鉴者，惟予一人而已，非群工庶尹之得分其责也。敬民，而念民有秉彝之性，不以怀利事其长上，务奖之以坦然于好义也。敬臣，而念吾之率民以养贤者，礼必其至，物必其备，辞必其顺，而与共尽天职勤民事也。天子敬臣民，臣民相胥以敬天子，而吏敬其民以不侮，民敬其吏以不嚣。无不敬者无不和，则虽有墨吏，犹耻讥非；虽有顽民，犹安井牧。畏清议也，甚于鬼神；贱货财也，甚于鞭挞。以宽大之心，出忠厚之语，平万族之情，定上下之纪，夫岂卞急刻峭之夫所得与也？君子出其言不善而千里违之，诅怨之言，何为在父母斯民者之庭哉？
一一尽南宋之力，充岳侯之志，益之以韩、刘、二吴，可以复汴京、收陕右乎？曰，可也。由是而渡河以进，得则复石晋所割之地，驱女直于塞外；不得，亦据三关，东有沧瀛，西有太原，仍北宋之故宇乎？曰，不能也。凡得失之数，度之于彼，必察其情；度之于此，必审其势；非但其力之强弱也。情有所必争，力虽弱，未可夺也，强者勿论已；势有所不便，力虽强，未可恃也，弱者勿论已。
以河南、陕右言之：女直之初起也，积怨于契丹而求泄，既胜以还，亦思夺其所有之燕、云而止。及得燕而俯视河朔，得云而下窥汾、晋，皆伸臂而可收也，遂有吞并关南之志。乃起海上，卷朔漠，南掩燕南，直数千里，斗绝而难于遥制，故乘虚袭取三河、两镇，而所欲已厌矣。汴、雒、关、陕，宋不能守，势可坐拥神皋，而去之若惊，不欲自有，以授之叛臣，则中原之土非其必争之地，明矣。朱仙一败，卷甲思奔，非但其力之不足也，情不属也。而宋自收群盗以后，诸帅愤盈，东西夹进，东清淮、泗，略梁、宋，有席卷之机；西扼秦、凤，指长安，有建瓴之势；岳侯从中而锐进，交相辅而不虑其孤，走兀术，收京阙，画河以守新复之疆，沛然无不足者，故可必也。以河北、燕南言之：女直自败盟而后，力未能得，而胁割于众，以其为燕之外护也，以其为刍粮金帛之所取给也，以其士马之可抚有而弥强也。郭药师一启戎心，而女直垂涎以歆其利，久矣为必争之地矣。军虽屡折，而宿将未凋，余威尚振。使宋渡河而北，则悉率海上之枭，决死以相枝拒，河阻其归，敌摧其进，求军之不覆没者，十不得一也。宋之诸将，位相亚，权相埒，力相等，功亦相次。岳侯以少年崛起而不任为元戎者，以张俊之故为主将，从中而沮之也。韩、刘、二吴，抑岂折节而安受其指麾？则雁行以进，麋骇而奔，功不任受，咎亦无归。故五国合从之师衅于函关，山东讨卓之兵阻于兖、豫，九节度北伐之军溃于河南，其不如刘裕孤军直进，擒姚泓、俘慕容超者，合离定于内，而成败券于外，未有爽焉者也。乃欲合我不戢，撄彼必争，当百战之骄虏，扼其吭而勿忧其反噬乎？若此，则虽高宗无疑畏之私，秦桧无腹心之蠹，张俊、刘光世无从旁之挠，且将忧为吴明彻淮北之续，退且河南之不保；而遥指黄龙，期饮策勋之爵，亦徒有此言，而必不能几幸者也。
是故易言鬼方之伐，忧其难为继也；春秋许陉亭之次，谓其可以止也。自赵普沮曹翰之策，而燕、云不可问矣。自徽宗激郭药师之叛，而河北不可问矣。任诸帅阃外之权，斥奸人乞和之说，弃其所不争，攻其所不可御，东收徐、兖，西收关、陇，以环拱汴、雒而固存之；支之百年，以待兴王之起，不使完颜氏归死于蔡州，以导蒙古之毒流四海，犹有冀也。然抑止此而已矣。如曰因朱仙之捷，乘胜渡河，复汉、唐之区宇，不数年而九有廓清，见弹而求炙，不亦诞乎！
一二相臣而立武功，周公而后，吾未见其人也。帅臣而求令誉，吾未知吉甫之果能称焉否也？帅臣之得令誉也有三：严军令以禁掠夺，为软语以慰编氓，则民之誉归之；修谦让以谨交际，习文词以相酬和，则士之誉归之；与廷议而持公论，屏奸邪以交君子，则公卿百僚之誉归之。岳侯之死，天下后世胥为扼腕，而称道之弗绝者，良繇是也。唯然，而君子惜之，惜其处功名之际，进无以效成劳于国，而退不自保其身。遇秦桧之奸而不免，即不遇秦桧之奸而抑难乎其免矣。
易曰：“安其身而后动，定其交而后求。”谓名之不可亟居，功之不可乍获也。况帅臣者，统大众，持大权，立大功，任君父安危存亡之大计，则求以安身而定上下之交，尤非易易矣。身不安则志不宁，交不定则权不重。志不宁，权不重，则力不足以宣，而挠之者起。挠之者起，则欲忘身以救君父之危，而不能毕遂其事；非但身试不测之渊而逢其沉溺也。君非大有为之君，则才不足以相胜；不足以相胜，则恒疑其不足以相统。当世材勇之众归其握，历数战不折之威，又为敌惮；则天下且忘临其上者之有天子，而唯震于其名，其势既如此矣。而在廷在野，又以恤民下士之大美竞相推诩。犹不审，而修儒者之容，以艺文抒其悲壮。于是浮华之士，闻声而附，诗歌咏叹，洋溢中外，流风所被，里巷亦竞起而播为歌谣，且为庸主宵人之所侧目矣。乃君之有得失也，人之有贤奸也，庙算之有进止也，廷臣无匡救之力，引己为援，己复以身任之；主忌益深，奸人之疾益亟，如是而能使身安以效于国者，未之有也。故汉之功臣，发纵指示，一听之萧、张，绛、灌无文，不与随、陆争春华之美。郭子仪身任安危，知李泌、崔甫之贤，而不与纳交以结君子之好；知元载、鱼朝恩之恶，而不相攻讦以触奸佞之机。李光弼改纪其军政，而不竞其长；仆固怀恩固属其部曲，而甘与为伍。乃以废斥之余，一旦跃起，而卒拯吐蕃之难。以是动，而动罔不利也；以是求，而求无不得也。岳侯诚有身任天下之志，以奠赵氏之宗，而胡不讲于此耶？
宋氏之以猜防待武臣，其来已夙矣。高宗之见废于苗、刘而益疑，其情易见矣。张浚之褊而无定，情已见乎辞矣。张俊、刘光世之以故帅先达不能相下，其隙已成矣。秦桧之险，不可以言语争、名义折，其势已坚矣。而且明张纪律，柔声下气，以来牛酒之欢迎；而且缀采敷文，网罗文士，以与张九成等相为浃洽；而且内与谏臣迭相扬诩，以辨和议之非；而且崖岸自矜，标刚正之目，以与奸臣成不相下之势；而且讥评张俊，历诋群将，以折张浚之辨。合宰执、台谏、馆阁、守令之美，而皆引之于身，以受群言之赞颂。军归之，民归之，游士、墨客、清流、名宿莫不归之。其定交盛矣，而徒不能定天子之交；其立身卓矣，而不知其身之已危。如是而欲全其社稷之身以卫社稷也，庸可得乎？
呜呼！得失成败之枢，屈伸之闲而已。屈于此者伸于彼，无两得之数，亦无不反之势也。故文武异用，而后协于一。当屈而屈者，于伸而伸，非迫求而皆得也。故进退无恒，而后善其用。岳侯受祸之时，身犹未老。使其光敛采，力谢众美之名；知难勇退，不争旦夕之功；秦桧之死，固可待也。完颜亮之背盟，犹可及也。高宗君臣，固将举社稷以唯吾是听，则壮志伸矣。韩、刘、二吴不惩风波之狱，而畜其余威以待，承女直内乱以蹑归师，大河以南，无难席卷。即不能犁庭扫穴以靖中原，亦何至日敝月削，以迄于亡哉？故君子深惜岳侯失安身定交之道，而尤致恨于誉岳侯者之适以杀岳侯也。悠悠之歌诵，毒于谤，可畏矣夫！知畏之，则所以弭之者，亦必有其道矣。
一三岳鹏举郾城之捷，太行义社，两河豪杰，卫、相、晋、汾，皆期日兴兵以会北讨，秦桧矫诏班师，而事不成。然则桧不中沮，率此竞起之众，可以长驱河朔乎？曰：所可望者，鹏举屡胜之兵，及刘、韩世忠、二吴之相为掎角耳。若所谓豪杰义社者，固无能为也。奚以明其然邪？义兵之兴，始于翟义，嗣其后者为徐敬业，其志可嘉，而其成败固可睹矣。故定大略、戡大难、摧大敌、成大功者，无所恃于此焉。
夫恃人者，无之而可恃也，久矣。所恃者强于己乎？则是己固弱也。己弱而恃人，然(目)[日]有所望，而其志不坚。弱者为主，强者为宾，敌且攻其弱而主溃；强者失主，而骇散以失其强，莫能救己也。所恃者弱于己乎？则弱固不可恃也。己不弱而犹资弱以自辅，弱者不能胜敌，敌一当之而靡，则势且先挫，而三军之气为之馁；敌人之气，以胜而益为之增；己虽强，气不胜而必倾矣。定大略、戡大难、摧大敌、成大功者，力足以相格，智足以相乘，气足以相震，一与一相当，有死无生，有前无却，上不恃天时，下不恃地利，而后可以决胜于白刃之下，复奚恃而可哉？
况乎义兵者，尤其不足恃者也。义军之兴也，痛故国之沦亡，悲衣冠之灭裂，念生民之涂炭，恻怛发中而不惜九族之肝脑者，数人而已。有闻义之名，而羡之以起者焉；有希功之成，而几幸其得者焉。其次，则有好动之民，喜于有事，而踔以兴者焉。其次，则有徼幸掠获，而乘之以规利者焉。又其次，则有弱不能自主，为众所迫，不能自已者焉。又其次，则佃客厮养，听命于主伯，弗能自免焉。其名曰万，而实不得半也。即其实有万，而可战者，不得千也。可战者千，而能不大胜则前、小挫则却者，不得百也。无军令以整齐之，则游奕无恒；无刍粮以馈给之，则掠夺不禁。游奕无恒，则敌来而不觉；掠夺不禁，则民怨而反戈。故以王莽、武氏之易诛，而翟、徐旋起而旋仆，况女直之戾驰突而不易当者乎？梁兴渡河率之，而有垣曲、沁水之捷者，非其果足以胜也。义军之号，皆称“岳氏”，梁兴往而为之声援，女直不辨其非真，而为之震动。垣曲、沁水之守，抑河北初降之余烬，非海上鸷击之雄也，是以往而得志。浸令一试再试，情形尽见，女直且出锐师以捣之，则糜烂无余，所必然矣。一方既，而勃然以兴者，皆然以返；屡前屡挫，则吾三军之气，亦沮丧而失所凭依。当日之未至于此也，班师故也。今试设身而审女直与宋彼己之情形，其坌涌而前，翻飞而散，不炯然在心目之闲乎？义社恃大军以成，故鹏举一班师，而数十万人不知何往。大军恃义社以进止，则义社一败衅，而大军不足以孤存。两相恃则两相失，女直以专壹之兵，直前而无待，左披右靡，又恶足以当之？
夫用众不如用独久矣。故谢安石力却桓冲入援之兵而胜，苻坚兼帅鲜卑、氐、羌、河西之众而亡。揭竿以为帜，挥锄以为兵，野食鹑栖以为屯聚，此群羊距虎之形也，而安可恃也？宗汝霖之用群盗，犹之可也。已为盗，则不畏死者也。因为盗，则自我洗涤之，其不任为兵者可汰也。为盗而有渠帅，则固可使就吾束伍也。去家为盗，则无身家之累，不以败为忧。故诸帅收之于江南，而藉其用。若义社，则既以义为名矣，汰之不忍其无归，帅之不能以行法。进退唯其意，而我不任为之主，则驭之也难矣。驭之且难，而况可恃之乎？宋之将亡也，江、湘、闽、广之闲，起者众矣，而终不救门之祸。文信国无可恃而后恃之，不得已之极思，非有可恃者之所宜恃也。
一四势无所藉，几无所乘，一念猝兴，图度天下，而期必于为天子者，自古迄今，未之或有。帝王之兴也，无心干禄，而天命自归，先儒之言详矣，非虚加之也。帝尧之世，岳牧盈廷，九男非皆败类，耕稼陶渔者，而谓帝将禅我乎？武王养晦，年已耄矣，使大命未就而崩，非不寿也，冲人方弱，保国不遑，而况及天下？然且俟之十三年，而后秉钺以麾，假之年而赞其精魄，天也，非武王之可必也。故圣王无取天下之心，而乘时以御，因之而已。圣人且不可必，而况下此者乎？
一介之士，策名于当时者，或为偏裨，或为文吏，目之所规，心之所成，虽拓落而不可涯量，而其大概可知也。生死屈伸，荣辱贵贱，且乘于不测之数。志所至者，望之而不能必至；志所未至者，姑试之而渐进焉，非其所期也。使方小得志之日，遽踔以跃起，曰：“吾将奄有方国，南面以驭四海之英尤，使俯首而称臣妾。”非狂人其孰念及此？藉其有此，必蹶然一起而疾就诛夷。故以知乱臣贼子之成乎篡夺者，亦初无此固获之情也。曹操之自言，“死而题征西将军之墓”，岂尽欺人哉？桥玄未尝期以天子，而操感其知己，则出身仕汉之初，无窥夺刘宗之志，明矣。知此，则人主之驭臣，防其所不必防，而不防其所防者，非明于豫防之道者也。
秦桧专政之暮年，大起刑狱，将尽杀张、赵、胡、洪诸公，逮及宗室。当斯时也，诸公窜处遐方，不得复进一议，论和议之非，于桧无忤也。和已成，诸将之兵已解，桧总百揆，膺世禄，其所欲者无不遂也。桧死，而高宗忽释赵汾，召还迁客，则桧之深诸公，非必逢君也。桧之诛逐异己，不欲留一人者，岂仅快一时之忿忮哉？遍置其党于要津，而不使宋有一亲臣之可倚，骨鲠已空，发蒙振落者疾起而收之，桧之厚植其势者，势无不成也。高宗之年已耄矣，普安拔自疏远，未正嫡嗣之名；一旦宫车晏驾，桧犹不死，则将拔非所立之冲幼暂立之，旋起夺之；外有女直以为援引，内有**以为佐命，赵氏宗，且在其心目之中，易于掇芥。桧之志，岂待吹求而始见哉？
乃当靖康之年，始立台端，与马伸等共请女直立赵后，未尝念及此也。及其自虏来归，受挞懒旨，力主和议，亦祗求和成而居功受赏已也。即至逢高宗之欲，班北伐之师，解诸将之兵，独立百僚之上，犹未能遽取必于邪逆之成也。已而诸贤窜矣，岳侯死矣，韩世忠谢事闲居，刘、二吴敛手听命，张俊总领诸军之愿不遂，而亦废处矣。所欲为者，无不可为；所不可致者，无不致也。周回四顾，知天下之无能如己何，高宗亦惴惴然不知所以驭己；然后睥睨神器，而以诛逐先试其凶威。势之所激，鼠将变虎，亦奚待操心已久而后成乎大恶哉？故易曰：“履霜，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驯致者，初非所至而渐以成乎至也。
呜呼！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鉴陈桥之已事，惩五代之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即至高宗，微弱已极，犹畏其臣之强盛，横加锓削。乃桧以文墨起家，孤身远至，自可信其无他。而罅从中决，成巨浸以滔天，成乎萧衍、杨坚之势。高宗藏刃中，思与争死，而莫能自振，固非前此所能逆睹。则欲辨霜冰于早，亦奚辨而可哉？
夫霜非冰也，而阴森惨冽之气，一夕流空，则怆然怵栗之情，自感人之志气，欲辨之，亦何难辨之有乎？不可辨者，志也；所可辨者，人也。志，无定者也。志于正者，势溢而志或以氵㸒；志于邪者，力穷而志因以诎。人，有定者也。贤者之志虽已移，而必有所惮不敢为；奸人之志虽未萌，而必有所恃以操其利。故察之于始，桧非有操、懿之心，勿容苛论也。考之于其所行，不难为石敬瑭、刘豫之为者，岂有察之而不易知者乎？其被囚而北也，与何、孙傅、司马朴同系，而独不见杀；其羁于女直也，与洪皓、朱弁同留，而不与同拘；其脱身以返也，保有其妻孥，而尽室以安归；则其狎凶狠之骄虏，使帖然听己之徜徉者，可畏也。张浚、赵鼎、李纲、胡寅皆高宗患难之君臣，屡退屡进，而莫能相舍；朝野兵民众望所归，而共倚其成；桧一得志，而屏息窜逐，莫敢与争者，可畏也。岳侯所收群盗，力战中原，将士乐为之死，而削之、斥之、囚之、杀之，曾莫有敢为之鸣控者，可畏也。韩世忠抚数万之众，脱高宗于幽絷，上得君心，下孚群望；而独于桧不能一词相拒，俯首解兵，苟以自全者，可畏也。张俊位望最隆，与桧合谋，夷岳氏之族，思得其兵，而桧转盼相违，夺兵去位，曾不能以夙约责桧，而帖耳伏从，尤可畏也。挟此数可畏之才，欲为则为之，为之甫成而又进为之；力甚鸷，机甚巧，其锐往而无定情也甚狡，其执持?要而操以必得也甚坚；则不必久怀篡夺之心，乘乎可篡而篡焉，复何所戢而中止乎？
主和议者，前有汪、黄，后有汤、史，而人敢与争者，有可争之势也。君不固信者，无可信之术也。故旋用旋黜，而终不胜公论之归。桧独尽钳天下之口，尽反数十年之为，狡夷且入其牢笼，六军皆安其解散，爪牙角距，岂一旦之能快搏噬哉？当其时，觌其面目，观其设施，闻其言说，苟有庸心于鉴微知著者，奚问其志哉？即其人而知之有余矣。坚冰者，非霜志也，势也。或驯致之，或不终致之，存乎辨之者尔。弗庸猜防也，弗庸禁制也，尤弗进而问其心也，固已辨矣。胡康侯之为桧欺也，据目前之志，忘驯致之变，宜其惑已。一五以势震人者，其倾必速；震之而不震者，其守必坚。其闲必有非望之祸，与之相乘；非望之福，与之相就。非一幸而一不幸也，理之所必有，势之所必致也。楚虔之于干溪，夫差之于黄池，苻坚之于淝水，完颜之于瓜步，倾之速也，有合符焉。其恃威以震人者均，故其速倾均也。是以羊祜得西陵而固守，高闻陈丧而班师，拓拔佛狸临江而不渡，周世宗得淮南而许和。诚知夫极盛于外者，中且枵而难必起，自固其本，而后可徐图于后也。知此，则人震己以不可御之势，而凝立以待其自毙者，固必有道矣。
德不足以绥，义不足以正，名无可执，衅无可乘，竭己之威力以加于人，是浮动之气也。气者，一浮而无乎不动者也；合数十万人而动其浮气，则一夫蹶起，而九军之情皆荡。况乎不恤其内之已空，而氵㸒于外，授人以余地，使无惮以生其心，有不可坐而待其毙者乎？且其极乎盛以相震者，数十万人也。其士卒，则强与弱之相闲也；其将领，则忠与奸之相杂也。拊循不能周，而怨起于内也；迁延以相待，而进无所决也。功成而无所专归，则欲进而情已漫也；奔北而无能尽诘，则虽退而罪可避也。部分进而不相知闻，则无望其相援也。簇进而壅于道路，则名众而实亦寡也。交相倚而恃人，则自固之谋必(速)[疏]也。本以相震，而非以生死相贸，则不受其震而必自沮丧也。如是，则以我孤立之军，敌彼云集之旅，制在我而不在彼，明矣。故谢安谈笑而待捷书，虞允文乍至而决进战，非幸也，实有其可以相御之理也。然则晋、郑锐起而向楚虔，当无楚矣；赵鞅蹶兴而薄夫差，当无吴矣。然而不能者，为其所震而不知其不足震也。若夫公子比之入，句践之兴，慕容垂之叛，完颜雍之篡，岂可几幸其必然哉？而一往之气，不恤其归；必得之情，不防其失；则不可几幸者，固可期也。是故居整以御散，用独以制众，散者必溃，众者必离。处静以待动，奋弱以抗强，动者必折，强者必摧。无他，虚与实之分，祸与福之纽也。君子观于此，而知所以自求，知所以应天下矣。见可忧者非忧也，见可惧者非惧也。所忧者无可忧之形，所惧者无可惧之迹也。之危也，始于羸豕；剥之孤也，终以得庐。守其大常，以御其至变，贞胜者，胜之以贞而已。
一六荣悴之际，难言之已。贫贱者，悴且益难胜也；崇高者，荣愈不能割也。故代谢之悲，天子与匹夫均，而加甚焉。太宗册立爱子，犹不怿，曰：“人心遽属太子，置我何地？”高宗之于孝宗，未有毛裹之恩也。乃年方盛，而(且)[早]育之宫中；天下粗定，而亟建为冢嗣；精力未衰，而遽授以内禅。迨其退养德寿，岁时欢宴，如周密所记者，和气翔洽，溢于色笑，然无累，忘其固有天下之荣，得不谓高人一等乎？
人之于得失也，甚于生死。一介之士，身首可捐，而不能忘情于百金之产。苟能夷然澹定以处得失，而无忮之心，是必其有定力者也。则以起任天下之艰危，眷怀君父之隐痛，复何所顾惜，而不可遂志孤行以立大节？物固莫御也。然而高宗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称臣于骄虏，而无愧怍之色；虐杀功臣，遂其猜妨，而无不忍之心；倚任奸人，尽逐患难之亲臣，而无宽假之度。孱弱以偷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山之乐。滞残疆，耻辱不恤，如此其甚者，求一念超出于利害而不可得。繇此言之，恬淡于名利之途者，其未足以与于道，不仅寻丈之闲也。
人之欲有所为者，其志持之已
光武之用群盗，唯知此也。故用之以转战，而不用之以固守。来者受之，去者不追，迨其有可归农之日，则自散归其田里。是以天下既定，此千余万者，不知其何往。用之以转战，而不用之以固守者，乘其方新之气也。来者受之，去者不追，可不重劳吾河内、宛、雒之民，竭赀力以养之也。汝霖之在当日，盖东京尚有积粟，可支二百万人一二岁之食，过此而固不能矣。是以汝霖自受命守京，迄于病卒者仅一年，而迫于有为，屡请高宗归汴，以大举渡河，知其乍用而可因粮于敌，不可久处而变生于内也。奸邪中沮，志不遂而郁邑以陨命。渡河之呼，岂徒恸大计之不成，抑且虑此二百余万人非一汴之所能留也。汝霖卒，而复散为盗，流入江、湘、闽、粤，转掠数千里，不待女直之至，而江南早已糜烂。非韩、岳亟起而收之，宋必亡矣。
无食不可以有兵，无士不可以得食，不进不可以有土。(得)[待]食足而兴兵者，处全盛之宇，捍一方之寇，如赵充国之策羌是也。不可以用乌合之众，撄方张之虏，保已破之国，审矣。念吾之且必穷，知众之不久聚，忧内之必生变，更无余法以处此，唯速用其方新之气而已。急用而捷，所杀者敌也。急进而不利，所杀者盗也。鼓之舞之，使无倒戈内向者，则存乎主帅之恩威。夫此二百余万之盗，固皆有山砦可为退处之穴；而收吾简练之禁旅，进可为之援，退亦不恣其反噬。然此要非久留聚处，耗吾刍粟，扰吾农人，以生其狎侮之所能胜。是则汪、黄内蛊，高宗中馁，旷日迁延，迟回汴土，即令汝霖不没，而事亦渐难矣。群盗之流入内地者，韩、岳竭力以芟夷之，歼杀过半，弱者抑散而佣食于四方，然后收其仅存之可用者以为吾用。非尽此食葚之，可帅之以所向无前也。故汝霖亦知独力任此之不足也，亟请高宗返驾京阙以弹压群桀，且可辇输东南之粟帛，调发入援之兵卒，而为可继之图。若孤恃汝霖之志义，而无刘裕匡复之(盛)[威]望以群雄，抑无郭子仪朔方之部曲以立根本，仰给不赀，徒贻怨玩，刘越石之困于段匹者，其前鉴也。上无君，内无相，始而盛者渐以衰，悲愤中来，坐视其败，虽欲不悒悒以自陨天年，其可得乎？
故谓汝霖不死，凭恃此众可席卷燕、云者，非能知汝霖茹荼之苦心也。驭之必有其权，养之必有其具，然后此二百余万乌合之旅，可收其利而不逢其害。非光武之聪明神武，而欲驯扰不轨之徒，以与虎狼争生死，岂易言哉！岂易言哉！
二高宗之畏女直也，窜身而不耻，屈膝而无惭，直不可谓有生人之气矣。乃考其言动，察其志趣，固非周赧、晋惠之比也。何以如是其馁也？李纲之言，非不知信也；宗泽之忠，非不知任也；韩世忠、岳飞之功，非不知赏也；吴敏、李、耿南仲、李邦彦主和以误钦宗之罪，非不知贬也。而忘亲释怨，包羞丧节，乃至陈东、欧阳澈拂众怒而骈诛于市，视李纲如仇仇，以释女直之恨。是岂汪、黄二竖子之能取必于高宗哉？且高宗亦终见其奸而斥之矣。抑主张屈辱者，非但汪、黄也。张浚、赵鼎力主战者，而首施两端，前却无定，抑不敢昌言和议之非。则自李纲、宗泽而外，能不以避寇求和为必不可者，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以时势度之，于斯时也，诚有旦夕不保之势，迟回葸畏，固有不足深责者焉。苟非汉光武之识量，足以屡败而不挠，则外竞者中必枵，况其不足以竞者乎？高宗为质于虏廷，熏灼于剽悍凶疾之气，俯身自顾，固非其敌。已而追帝者，滨海而至明州，追隆太后者，薄岭而至皂口，去之不速，则相胥为俘而已。君不自保，臣不能保其君，震慑无聊，中人之恒也。亢言者恶足以振之哉？
靖康之祸，与永嘉等，而势则殊矣。怀、愍虽俘，晋元犹足以自立者：以外言之，晋惠之末，五胡争起，乱虽已极，而争起者非一，则互相禁制，而灭晋之情不果。女直则势统于一，唯其志之欲为而无所顾也。以内言之，江南之势，荆、湘为其上游，襄、汉为其右臂。晋则刘弘夙受方州之任，财赋兵戎听其节制，而无所掣曳，顾、陆、周、贺诸大族，自孙氏以来，世系三吴之望，一归琅，而众志交孚，王氏合族拥众偕来以相扶掖。宋则虽有广土，而无绥辑之人，数转运使在官如寄，优游偃息，民不与亲，而无一兵之可集、一粟之可支。高宗盱衡四顾，一二议论之臣，相与周旋之外，奚恃而可谋一夕之安？琐琐一苗、刘之怀忿，遽夺其位而幽之萧寺，刘光世、韩世忠翱翔江上，亦落拓而不效头目之捍。自非命世之英，则孑然孤处，虽怀悲愤，抑且谁为续命之丝？假使晋元处此，其能临江踞坐，弗忧系组之在目前哉？故高宗飘摇而无壮志，诸臣高论而无特操，所必然矣。
于是而知国之一败而不可支者，唯其孤也。有萧何在关中，而汉高泗水之败，得有所归。有寇恂在河内，而邓禹长安之败，散而复合。崛起者且如是矣。若夫唐室屡覆，而朔方有可藉之元戎，江、淮有可通之财赋，储之裕而任之人者勿猜，非一朝一夕之积矣。宋则奄有九土，北控狡夷，西御叛寇，而州无绥抚之臣，郡无持衡之长，军卫为罪人之梏，租庸归内帑之藏。吏其土者，浮游以需，秩满而去。一旦故国倾颓，窜身无所，零丁江介，俯海以容身。陈东、欧阳澈慷慨而谈，其能保九子仅存之一线，不随二帝以囚死于燕山乎？传曰：“周之东迁，晋、郑焉依。”言其必有依也。诗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频。”外已久枯，而中存之勺水一涸而无余也。宋自置通判于诸州，以夺州镇之权，大臣出而典郡者，非以逸老，则为左迁。富庶之江南，无人也；岩险之巴、蜀，无人也；?要之荆、襄，无人也；枢要之淮、徐，无人也。峨冠长佩，容与于天下，贤者建宫墙以论道，其次饰亭榭以冶游，其下攘民财以自润。天子且安之，曰：“是虽不肖，亦不至攘臂相仍，而希干吾神器者也。”则求如晋元以庸懦之才，延宗社而免江、淮之民于左衽，不亦难乎？故以走为安，以求和为幸，亦未可遽责高宗于一旦也。
乃其后犹足以支者，则自张浚宣抚川、陕而奉便宜之诏始。宋乃西望而犹有可倚之形。且掣肘之防渐疏，则任事之心咸振。张、韩、岳、刘诸将竞起，以荡平群盗，收为部曲。宋乃于是而有兵。不絷其足者，不仆其身；不刘其枝者，不槁其本。故垂及秦桧削之余，而逆亮临江，高宗不为骇走，且下亲征之诏。则使前此者，有威望之重臣镇江、淮，以待高宗之至，亦未必气沮神销之至于如斯也。
首其谋者，唯恐天下之不弱；继其后者，私幸靡散之无忧。国已蹙，寇已深，而尸位之臣，争战争和，(戚)[穴]中相讼，无一人焉，惩诸路勤王之溃散，改覆辙以树援于外。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以天子而争州郡之权，以全盛而成贫寡之势，以垂危而不求辅车之援，稍自树立，而秦桧又以是惑高宗矣。和议再成，依然一毕士安之策也。岳飞诛死，韩世忠罢，继起无人，阃帅听短长于文吏，依然一赵普之心也。于是举中原以授蒙古，犹掇之矣。岂真天骄之不可向迩哉？有可藉之屏藩，高宗犹足嗣唐肃之平安、史；无猜忌之家法，高宗犹足似唐德之任李晟。故坏千万世中夏之大闲者，赵普也。以太祖之明，而浸润之言，已沁入于肺腑。况后之豢养深宫，以眇躬莅四海者乎？光武不师高帝之诛夷，上哲能之，非可期于中材以下也。
三言有纲，道有宗；纲宗者，大正者也。故善言道者，言其宗而万殊得；善言治者，言其纲而万目张。循之而可以尽致，推之而可以知通，传之天下后世而莫能其瑕璺。然而抑必有其立诚者，而后不仅以善言著也。且抑必听言者之知循知推，而见之行事者确也。抑亦必其势不迫，而可以徐引其绪；事不疑，而可以弗患其迷也。如是，则今日言之，今日行之，而效捷于影响。乃天下之尚言也，不如是以言者多矣。疏庸之士，剽窃正论，亦得相冒以自附于君子之言；宗不足以为万殊之宗，纲不足以为万目之纲，寻之不得其首，究之不得其尾，泛然而广列之，若可以施行，而莫知其所措。天下有乐道之者，而要为之华，亦奚用此喋喋者为哉？
高宗南渡，李伯纪之进言数矣。其言皆无可非也。顾其为纲宗者，报君父之仇也，复祖宗之宇也。又进而加详焉，远小人，亲君子也；议巡幸，决战守也；择将帅，简兵卒也；抚河北，镇荆、襄也。如纲之言，循之推之，以建中兴之业，允矣其无瑕璺矣。故天下后世无有得议其非者，而咎高宗之不用。虽然，以实求之，而奚足以当纲宗哉？足以立纲宗而非其诚，则纲宗者，虚设之纲宗，固无当也。
君父之痛，土宇之蹙，诚不容已者。然其容已与不容已，系乎嗣君之志而已。有其志，不待言也；无其志，言无益也。有其志而不知所以为之，弗示以方，固弗能奖也。故此二言者，人皆可言，人皆可信，而究止于空言也。进而加详，则固愿终其说以导之而出于迷涂，天下后世之所乐听，或亦高宗之所欲闻乎！其云亲君子，远小人，尚矣。苟非清狂不慧者，孰以为不然？乃君子小人，有定名而无定指者也。以小人为君子，而君子矣；以君子为小人，而小人矣。故诸葛出师表必目列其人以当之。今不直简贤而求其进，斥奸而请其退，则奚以知汪伯彦、黄潜善之非君子，而赵鼎、胡寅之非小人邪？议巡幸，决战守，急矣。而行伍之凭借，孰为干城？强敌之争趋，何从控御？刍粮何以不匮？器仗何取以求精？岂天子匹马以前，疲卒扶羸以进，遂足定百年之鼎，成三捷之功乎？择将帅，简兵卒，尤其要者。抑就莅戎行而数奔者择之邪？无亦求之偏裨，求之卒伍，求之草泽而择之邪？天子自择之邪？纲可代为之择邪？天子自择之，则亦非不有所任用矣。纲可代择之，则胡不心维口诵于坐论之下，如赵普之为太祖谋者，而但虚悬一择之之号，以听人之诡遇乎？惊奔之余，兵卒之不足久矣。集之必有其方；部之伍之，必有其制；教之练之，督之绥之，必有其将。河北之南来，闽海、楚、蜀之新募，必有其可使战可使守之势。合其散而使壹，振其弱而使强，必有其道。纲诚以一身任安危之寄，则躬任之，默识之，日积月累，以几于成，尤非大声疾呼，悬一榜、下一令之所能胜也。则尤不可以空言效也。抚河北，镇襄、邓，诚形势之不容缓矣。河北之待抚，岂徒号于上曰“吾不割也”，众志遂以成城乎？其吏民为朝廷守者，孰可任也？孰未可任，而急须别拣将帅以任之也？张所、傅亮固未足以胜任。即令任之，而所以安所、亮而使尽其力者何术也？襄、邓之财赋兵戎，其可因仍者何若？其所补葺者何从？专任而无旁挠者何道？凡此，皆就事而谋之，因势而图之，非可一言而据为不拔之策。国政在握，成败在于目睫，迫与天子谋之，进群策以酌之，固有密藏于夙夜而研几于俄顷者，岂建鼓而亡子可追哉？乃纲但琅琅乎其言之矣。一言而气已竭矣。则汪、黄之党且笑之曰：是老生之常谈，谓饥当食，而为无米之炊者也。恶足以拯吾君于危殆而措之安哉？于斯时也，二帝俘矣，两宫陷矣，自河朔以向江、淮，数千里城空野溃，飘摇徐、兖之郊，内顾而零丁孑处。纲以一身系九鼎之重，则宜以一言而析众论之归。犹且组练篇章，指未可遽行之规画，以祈免乎瑕璺。夫岂贾、董际汉盛时，高论以立令名之日？则言之善者，不如其无言也。
夫宋之所以浸弱浸削至于亡者，始终一纲宗之言，坐销岁月而已。继纲而献策者，杨中立、胡敬仲犹是也。后乎此而陈言者，刘共父、真西山犹是也。乃前乎此而倡之者，景以来，吕、范诸公以洎王介甫之邪僻，苏子瞻之纵横，无非是也。以拟诸道，皆提其宗；以考诸治，皆挈其纲；孰得指其瑕璺者？而求其言之即可行，行之即可效者，万不得一焉。故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不怍者，可正告于天下后世，而不违于纲宗之大正者也。叩其所以为之而不得，则难矣。夫言也，而仅以祈免于怍也与哉？陆敬舆以奏议辅德宗，而反奉天之驾，一议为一事而已，非建立纲宗、统万殊万目于数纸之中也。斯则诚为善言者乎！
四屈身逆乱之廷，隐忍以图存社稷，人臣之极致也，而抑视乎其所处矣。测其有可图之几，以待天下之变，姑且就之，两处于有余之地，以存其身与其禄位，而遽许之为行权以济险；则名义之途宽，而忠孝之防裂，君子所必严为之辨者也。其所处者可以置吾身，身虽危，犹安也。安其身而动，动而利，可以出君父于险；动而不利，不丧其身之所守；则生死成败，皆可以自靖，如是者尚矣。其次，则身非可安，而无可安之土，乃以身试不蠲，而思以济其志。志之得，则可以大有为于天下；志之不得，犹不以身为罪，而毁分义之防。故陈平、周勃俯仰于吕后之侧，非徒志在安刘也。惠帝崩，后宫之子，犹高帝之苗裔，可以为君者，依之以待吕氏之变，而伸其诛锄，固未尝一日辱其身于异姓也。王导之于苏峻，王坦之、谢安之于桓温，忍其熏灼，阳与相亲，贼未篡，吾君尚在，弗容立异以激祸之成。峻诛、温死，而其志伸；峻不诛，温不死，晋社已移，终弗能救，而后死之，未晚也。“苏武节”之诮，不足以为之病矣。狄仁杰之仕于伪周也，庙已改，君已囚，无可仕矣。而仁杰当高宗之世，未与大臣之列，则舍武氏不仕，而更无可执国柄、进忠贤、以为兴复之基。灼知其逆，而投身以入，不恤垢辱以与从逆之臣齿，非但一死之不惜，操心愈隐，怀贞愈烈，尤非夫人之所可托者也。审此，则吕好问、朱胜非无所逃其同逆之辜，不能为之掩覆矣。
好问自中丞迁少宰，参国政久矣。张邦昌受虏册以篡大位，此何时也？马伸等犯死以争，而好问无言；赵鼎、胡寅洁身以逃，而好问不出。邦昌舞蹈以受冕旒，好问从容而充陪列。已知众志之不归，乃问邦昌曰：“真欲立邪？否邪？”邦昌遽有“不敢当”之对。则亦探邦昌不决之情，而姑为变计。然则高宗不系人望于济州，通国且戴邦昌以为主，好问受伪命之已久，又奚以自拔于逆廷哉？夫好问之心，固非若吴、莫俦之夸佐命也；亦非决志不污，如洪皓之誓死以不从刘豫也。权处于进可宋、退可邦昌之歧途，以因风而草偃；则募人通帛书于高宗，亦游移两全之巧，无往而不足以自容。及王宾发已穷，犹曰：“世被国恩，受贤者之责。”将谁欺邪？且使于邦昌无“真立”之问，于高宗无尺帛之书，宋遂终无如邦昌何哉？密奏不足为有无，嗣君非因其护戴，唯此七尺之躯，一污而终不可浣。好问曰：“闭门洁身，实不为难。”洁身而身存之非难，洁身而身死之岂易乎？果其为段司农不辱之身，则又能闭门而全其躯命邪？以此质之，好问之论定矣？
若夫朱胜非者，尤不足齿于士类者也。苗、刘，二健卒耳。权藉不重，党类不滋，逆谋不夙，所欲逞志者，王渊、康履而止。浸氵㸒及上，遂敢废人主而幽之萧寺。胜非躬秉大政，系百僚之望，使有不可夺之节，正色立朝，夫二贼者，讵敢尔哉？乃内禅之举，胜非且尸陪列之长，为下改元之诏。德不重，才不赡，志不固，贼之藐之也久，故其胁之也轻，而胜非之从也易。乃使其祸不惩，则宋之危也亦亟矣。夫二贼所挟持以逞者，其心可洞见也。女直临江而思渡，江东之不保在旦夕矣。二贼岂有为宋守吴、会之心乎？始立婴儿以待变，女直至，则弑高宗，执子以纳降；女直不至，则徐揽众权，要九锡而规篡。藉令三方之义师不星驰而至，贼势已成，虏兵且进，胜非其能事从中起，枭贼首以复辟乎？如其能之，则他日之自辩曰：“偷生至此，欲图今日之事。”固可解也。而悲愤始于张浚，成谋定于吕颐浩，奋勇决于韩世忠，胜非何与焉？其志欲图者，果何图也？察所怀来，一冯道、范质之心而已。胜非之生，无豪毛之益也。如其死也，则以明夫苗、刘之为贼，而激忠义之人心以起，诚重于泰山矣。无靖康之祸，有所奉之君，名义自己而立衡，存亡即于己而取决。事易于邦昌挟女直之势，而抑无好问通闲道之书。事定之余，优游以去，而贬窜不加焉，宋安得复有王章哉？
士所出身以事者，君也；所以事君者，身也。身之已辱，功且不足以盖之，而况其不足以言功也。身之所履，因乎心之所安；心之所安，因乎时之所处。有以处身而心乃裕，有以处心而事乃贞。大白不缁，有其大白者存也。屈以求伸，有其必伸者在也。功名授之事外之人，节义存乎当局之正。好问死，不患拥戴康王之无将相；胜非死，不患革除明受之无义师。王捐躯而齐复振，翟义夷族而汉复兴。死且非徒死而无益也，然而非果于义者之所期也。立身则有本末矣，立朝则有风裁矣，立志则有衾影矣。安能一日缓颊于乱贼之前，以观望其情，而徐图转计哉？留余地以待他日之辩，辩则辩矣，吾不知其启口之际，何以自扪其心也！
五兀术渡江而南，席卷吴、会，追高宗于四明，东迤海滨；其别将追隆太后，南至于虔州之皂口，西掠楚疆，陷岳、潭，而武昌在其怀袖。当是时也，江南糜烂，宋无一城之可恃，韩、岳浮寄于散地，而莫能自坚。此苻坚所几幸而不得，拓拔佛狸所迁延而惮进者也。举天下而全有之，奚待蒙古于他日哉？然而兀术急于渡河而归，高宗且可画淮而守，此可以知国家安危之机，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女直之不能久处江东也，若有所怵惕，而梦寝不安。非其欲之有所厌也，非其力之不足恃也；攻有余而守不足者，无与故也。杜充之降，疑有与矣。而充不足以当有无之数，孑然自以其身降，而号令不能及众；则女直之不能凭借以有江、淮，深知之矣。深入国境而能因而据之者，必有拥众降附代为招集之人。故刘整、吕文焕降于蒙古，而后宋不能免于土崩。地非其地也，人非其人也，风土之刚柔，山川之险易，人心之向背，乍履其地而无以相知。安能孤军悬处，设守令，索刍粮，以无忧其困？师行千里而不见敌者，心必危；乌合以附而无任其安辑者，信之必不固。则兀术之方胜而惧，得地而不敢有，所必然矣。
夫宋之得此，于天下虽无片土之安，而将帅牧守相持以不为女直用，固有以致之也。其于士大夫也，亦几失其心矣；然而诛夷不加也，鞭笞愈不敢施也。祖宗之家法定，奸邪虽逞，而天子不为之移，则奸邪亦知所禁而弗能播其凶德。其于武臣也，猜防之而不使展其勇略，是以弱也；然而有功而未尝故挫抑之，有过而未尝深求之，危困而未尝割弃之，败衅而未尝按诛之。待之也既使有余，而驭之也亦有其制。不使之擅部曲而听其去来，不使之幸寇存以胁吾权宠。不纵之于先而操之于后，则怨不深；不操之已穷而纵之使傲，则情不悖。故武人犹思媚于君，而部曲不从逆以靡。天下之大势，十已去其**，而士心协，民志定，军情犹固；宋之所以立国百余年如一日，而滨危不改其恒也。至于史嵩之、贾似道起，尽毁祖宗之成法，理宗汶弱而莫能问，士心始离，民心始散。将帅擅兵，存亡自主，而上不与谋，然后望风瓦解。蒙古安驱以入，晏坐以抚，拾天下如一羽而无所疑。不然，刘、吕虽降，安能举我所豢养之吏士直前相搏，而乐附狡夷如其父兄也哉？斩刈亟，则小人易激；鞭笞用，则君子亦离。部曲众而封赏早，则去来自恣；孤旅危而应援绝，则反噬必深。上与下泮涣而不相知，敌乃坐收之，而反为吾腹心之患。宋之乱政，至蔡京当国、童贯临戎而极矣。而凡数者之病犹未剧也。是以高宗跳身航海而终不亡也。
六人之为言也，贸贸而思之，绵绵而弗绝，天可指，地可画，圣人可唯其攀引，六经可唯其摭拾，而以成乎其说。违道之宜而以为德，大害于天下而以为利。探其所终，必不能如其言以行，而辄欲行之。时而有达情以体物、因势以衡理者，主持于上，必不听之以行。乃以号于天下曰：“吾说之不行，世衰道降，无英君哲相志帝王之盛治者使然也。”于是而有传于世，乃使殃民病国之邪臣，窃其说以文其恶，则民之憔悴，国之败亡，举繇乎此。要其徒以**而无能利国，则亦终莫能如其说以行也，祗为乱而已矣。当建炎之三年，宋之不亡如缕，民命之死生，人心之向背，岌岌乎求苟安而不得矣。有林勋者，勒为成书，请行十一之税。一夫限田五十亩，十六夫为井，井赋二兵一马，丝麻之税又出其外。书奏，徼一官以去。呜呼！为勋干禄之资，则得矣。其言之足以杀天下而亡人之国，亦惨矣！时亦知其不可而弗行，而言之娓娓，附古道以罔天下，或犹称道之弗绝。垂至于贾似道，而立限以夺民田为公田，行经界以尽地力而增正赋，怨交起，宋社以墟，盖亦自此启之也。
古之言十一者，曰中正之赋。而孟子曰：“轻之者貉道也。”汉乃改之为三十而一。然则汉其貉乎？何以一人陶济万室之邑，历千年而不忧其匮也？夫以天下而奉一人，礼际禄廪宫室车服之费，则已约矣，非百里一邦，制度繁殷之比也。而不但此也，古者建国分土，民各输于其都，自远郊而外，道里之远者，即在王畿，亦五百里而近。莫大诸侯，不过二百余里而已。而大夫之有采地者，即其都邑以出纳。唯然，则名十一而实亦十一已耳。自汉合四海以贡天府，郡县去天子之畿，有逾于五千里者矣。其以输塞下养兵卫民者，又过于是。逆流而漕，车舆驴马任辇以行，其费不赀。使必盈十一以登太仓，三倍而不足以充。故合计民之所输将，名三十而实且溢于十一矣。且欲立取民之制，求盈于十一，民之膏脂尽于此，而尚足以生乎？今使勋计其亩田，令输十一于京、边，勋其能之而无怨邪？抑徒为此不仁之言，以导君于贪暴邪？况乎古之十一者，有田有莱，有一易再易之差，则亦名十而实二十。汉之更制，乃以革李悝之虐，而通周制之穷，百王之**也。其何容轻议哉？至欲于一井四百五十亩之中，赋二兵一马，以充戎行，不知勋之将以何为也。将以战与？则驱愿懦之农人，以与闵不畏死之盗贼、乐杀无厌之(外)夷[狄]，贸躯命于喋血屠肝之地，一兵死而更责一兵，不杀尽农人而不止。无诛夷之峻法以督之，则闻金鼓而骇溃，国疾以亡。将以戍与？则荷戈而趋数千里之绝塞，饥寒冰雪，仅存者其余几何？抑且重为征发，而南亩之余以耕者，又几何也？三代之兵，所戍者，百里之疆埸也；所战者，乍相怨而终相好之友邦也；所争胜负者，车中之甲士也；追奔不穷日，俘馘不尽人。乃欲以行之后世流血成渠之天下，虽微仁人，亦不禁为之恸哭矣。若马，则国有牧，而益以商贾之征，固未尝责农人供戎车之用。勋欲更取盈焉，商鞅、李悝所不忍为而欲为之，亦可谓覆载不容之凶人矣！
夫勋固曰：“此先王之法也。”从而称之者，亦曰：“此先王之制也。”建一先王以为号，而胁持天下之口，诚莫有能非之者。而度以先王之时，推以先王之心，其忍此乎？抑使勋自行之，而保民之不揭竿以起乎？且使行之于勋之田庐，而勋不弃产以逃乎？夫亦扪心而自问乎？
奉一古人残缺之书，掠其迹以为言，而乱天下者，非徒勋也。庄周之言泰氏也，许行之言神农也，墨翟之言大禹也。乃至御女烧丹之言黄帝也，篡国之大恶而言舜、禹也，犯阙之巨盗而言汤、武也，皆有古之可为称说者也。古先圣王之仁育而义正者，精意存乎象外，微言善其变通，研诸虑，悦诸心，征之民而无怨于民，质之鬼神而无恫于鬼神，思之慎而言之讷，恶容此吮笔濡墨求充其幅者为哉？前乎勋而为王安石，亦周官也；后乎勋而为贾似道，亦经界也。安石急试其术而宋以乱，似道力行其法而宋亡。勋唯在建炎惊窜不遑之日，故人知其不可行而姑置之。陈亮犹曰：“考古验今，无以加也。”呜呼！安得此不仁之言而称之也哉？
七绍兴诸大帅所用之兵，皆群盗之降者也。高宗渡江以后，弱甚矣。张浚、岳飞受招讨之命，韩、刘继之。于是而范汝为、邵青、曹成、杨么之众皆降而充伍，乃以复振。走刘豫，败女直，风闻惊窜之情，因以有定。盖群盗者，耐寒暑，撄锋镝，习之而不惊；甲仗具，部队分，仍之而无待；故足用也。不然，举江南厢军配囚弱之众，恶足以当巨寇哉？
乃考之古今，用群盗者，大利大害之司也。受其归者有权，收其用者有制。光武收铜马而帝，曹操兼黄巾而强，唐昭用朱温而亡，理宗抚李全而削。盗固未可轻用也。以弱而受强，则宾欺其主；以强而受强，则相角以机；以强而受弱，则威生其信。无故而来归者，诈也。挫于彼而归于此者，弗能为助者也。以名相服，而无其实者，乍合而终离也。故欲抚群盗者，必先之以剿；而群盗之欲降也，抑先战胜而后从。虽已为我之部曲，犹以强弱与我争主客之权。唐何挟以受朱温？宋何恃以受李全？温与全且睥睨我而倒持其制，翱翔自得，复将谁与禁之？唯绍兴诸帅之知此也，风驰雨骤而急与之争。一败之，再败之，无不可败之盗，而后无不可受。群盗岂徒畏我哉？抑信其可恃为吾主，而可无衅折死亡之忧矣。此其受之之权也。
若夫所以用之者，尤有可用不可用之辨焉。均为盗，而既为之长矣，固袖然自大，而以为我有此众也。受命归降，而又崇其秩以统其众，则虽有居其上以控制之者，尊而不亲，而不能固保其尊。其来也，因之而来；则其去也，因之而去。其顺也，因之而顺；则其逆也，因之而逆。天子且拥虚名，元戎徒为旒缀。夫且肉袒而市我于敌，夫且怀奸而代我以兴，矧望其策心戮力以死相报乎？故盗可用，而渠帅不可用也。
乃(竟)[尤]有固不可用者，即其戢志无他，而必不可图功。盖其初起也，皆比闾之俦伍，无权藉以相事使，而群推一人以为长；此一人者，何以能折傲之众使不离哉？固有工于为盗之术，而众乃弭耳以听。其为术也，非有规恢天下之略也；抑非智勇过人，而战无不胜也。不以败为忧，不以走为耻，不以旦此夕彼为疑。进之务有所卤获以饱众，退之知不可敌，而急去以全其军。得地而无固守之情，以善其规避；一战而不求再战，以节其劳疲；志在偷以求全其部曲，而不期乎功之必成。于是徜徉不幸之地，凭恃山川之险，以免其人于屠戮之苦，而有旁掠之利。于是贸贸而起者，乐推奉而戴之为尊。夫如是，欲使之争封疆于尺寸，贸身首以立功，未有能胜者也。败亦走，胜亦走，无所不走者，无所不掠。甚则坐视国家之倾危，而乘之收利。或叛或篡，皆其习气之无恒，熟用之而不恤者也。威不足以之，恩不足以怀之，非徒唐昭、宋理之无以驭之也；即光武亦奚能洗涤其顽诡，使媚己以共死生哉？故光武于赤眉之帅，诮以“铁中铮铮”，唯待以不死；曹操收黄巾之众，终不任以一将之功。而朱温、李全仍拥部曲，屹为巨镇，进则败而退则逆，为盗魁者，习与性成，终不能悛也。
绍兴诸帅用群盗而废其长，张用、曹成、黄佐仅得生全，范汝为、杨么皆从斩馘，李成、刘忠宁使之北降刘豫，而不加收录。则根既拔者枝自靡，垢已涤者色以新。人皆吾人也，用唯吾用也，指臂相使之形成，以搏有余力矣。宋之抚有江、淮，贻数世之安，在此也。荡涤尽，则民力裕；战胜频，则士气张；大憝诛，则叛逆警；部曲众，则分应周；控制专，则进退决。故以走刘豫，挫兀术，而得志于淮、汴。垂及异日，完颜亮犹不能以一苇杭江而逞，皆诸帅决于灭贼之功也。非高宗之志变，秦桧之奸售，宋其兴矣。
八上有不能言之隐，下有不能变之习，贤者且奉之以为道之纲，奸人遂乘之以售其忮害之术。迨乎害之已著，且莫知弊之所自，而但曰：“知人其难！”故贤为奸惑，而庸主具臣勿论也。夫岂然哉？尝读胡氏春秋传而有憾焉。是书也，著攘夷尊周之大义，入告高宗，出传天下，以正人心而雪靖康之耻，起建炎之衰，诚当时之龟鉴矣。顾抑思之，夷不攘，则王不可得而尊。王之尊，非唯诺趋伏之能尊；夷之攘，非一身两臂之可攘。师之武，臣之力，上所知，上所任者也。而胡氏之说经也，于公子之伐郑，公子庆父之伐于余邱，两发“兵权不可假人”之说。不幸而与庆父终于弑逆，其说伸焉。而考古验今，人君驭将之道，夫岂然哉？前之胤侯之于夏，方叔、召虎、南仲之于周；后之周亚夫、赵充国之于汉，郭子仪、李光弼之于唐；抑岂履霜弗戒，而必于“今将”也乎？“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自出者，命自上行之谓也。故易曰：“在师中，王三锡命。”锡命者王，在师中者“长子”。在其中，任其事，而以疑忌置之三军之外，恩不浃，威不伸，乍然使之，俄然夺之，为“弟子”而已。弟子者，卑而无权之谓也。将而无权，舆尸之凶，未有免焉者也。唯胡氏之言如此，故与秦桧贤奸迥异，而以志合相奖。非知人之明不至也，其所执以为道者非也。
然此非胡氏专家之说也。宋之君臣上下奉此以为藏身之固也，久矣。石守信、高怀德之解兵也，曹翰之不使取幽州也，王德用、狄青之屡蒙按劾也，皆畜菹醢之心，而不惜长城之坏。天子含为隐虑，文臣守为朝章。胡氏沿染余风，沁入心肾，得一秦桧而喜其有同情焉。呜呼！夫岂知疑在岳、韩，而信在滔天之秦桧，其子弟欲为之盖愆，徒触怒以窜死，而终莫能挽哉？
桧之自虏归也，自谓有两言可以耸动天下。两言者：以河北人归女直，河南人归刘豫也。是其为说，狂而必不可行。匪直资千秋之笑骂，高宗亦怒而榜其罪于朝堂。然而胡氏以管仲、荀期之，高宗终委国而听之，虽不知人，宁至于是！夫桧所欲遣归女直、刘豫者，非泛谓沦处江东之士民也。凡扈从南来分节建旄诸大帅，皆夹河南北之部曲，各有其军。而高宗宿卫之旅，不能与较盈虚。高宗惩苗、刘之难，心惴惴焉。桧以为尽遣北归，则枝弱者干自强，而芒刺之忧以释。盖亦与胡氏春秋之旨相符。特其奸计未周，发言太骤，故高宗亦为之愕异。而韩、岳之勋名尚浅，高宗亦在疑忌相参之际，故不即以为宜。而胡氏促膝密谈，深相契合者，犹未可即喻之高宗也。
已而群盗平矣，诸帅之军益振矣，屡挫女直之功日奏矣。三军之归向已深，万姓之凭依已审，士大夫之歌咏已喧，河北之企望已至，高宗之忌之也始甚。桧抑术愈工，志愈惨，以为驱之北而不可者，无如杀之罢之，权乃尽削而事易成。故和议不成，则岳飞之狱不可起，韩世忠之兵不可夺，刘光世、张俊不戢翼而效媚以自全。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在廷之臣，且以为子、庆父之祸可永杜于百年。呜呼！亦孰知桧之别有肺肠，睥睨宗社，使不死，乌可制哉？九高宗决策选太祖后立以为嗣，道之公也，义之正也，保固宗祧之大计也。而其议发于上虞丞娄寅亮。疏贱小臣，言出而天子之位定，大臣无与者，宋之无人久矣！寅亮之言，定一代之纲常，协千秋之公论，诚伟矣哉！顾其为人，前此无学术之表见，后此无德业之传闻，固非议定于诚，以天下为己任者也。高宗于此，犹在盛年，度以恒情，必逢恶怒。越位危言，曾不忧及罪罟，夫寅亮何以任此而无疑哉？盖高宗之畜此志久矣，其告范宗尹者明矣。故溢传于外，寅亮与闻而深信之，以为先发夫人之所未发者，功可必，名可成，有荣而无辱也。是谋也，宗尹闻之，中外传之，寅亮处下位而深知之。在位大臣充耳结舌，曾无有能赞一言者，故曰宋无人也。
夫宗尹诚不足道矣。张德远新平内难，任授分陕，赵惟重系属本支，尊参坐论；君有志而不能知，君有美而不能成，君有宗社生民之令图而不能决。所谓“焉用彼相”者，责奚辞哉？故高宗之任二相也不专，谋和与战也不定，以其无忧国之忱也。乃使自虏来归之秦桧，一旦躐级其上，而执诛赏之大权，诚有以致之者，而不足深怪也。
治末者先自本，治外者先自内。匡君之失者，必奖其善。欲行其志者，必有以大服君民上下之心。当其时，雪二帝之耻，复祖宗之地，正夷夏之防，诚切图矣，而抑犹其末也。阐太祖之幽，盖太宗之愆，立义自己，以感天人之丕应，付畀得人，以垂统绪于灵长者，本也。故张子房当草昧之初，而亟垂家法；李长源当扰乱之世，而决定嫌疑。然后天子知有忧国如家之忠爱，而在旁之浸润不入；宵人知我有赞定大策之元功，而瓯臾之流丸自止。自宫中以迄四海，咸知国家之祚胤方新。而谋自我成，道惟君建，则倾心壹志以待我之敷施。身居百僚之长，日与密勿之谋，曾此弗图，而借手望轻志末之小臣，进而与天子商天位之简畀，是犹足推诚委国，争存亡胜败于强敌者乎？
张德远之不及此，犹有说也。皇子之速毙，有物议焉，不敢称立嗣于高宗之前，有所避也。赵惟重何为者，而亦懵然弗问耶？高宗之世，将不乏人，而相为虚设久矣。其贤者，皆矜气近名，一往而无渊停岳立之弘猷者也。高宗几信几疑，而不见其可恃。故汪、黄、秦、汤术虽陋，志虽邪，而犹倾心吐意，以违众直行，敢于自任，无迟回濡待之情。是以去此取彼，而从之若崩。藉令得韩、范以为肺腑之臣，则引社稷之存亡于一身，生死以之，而密谋皆夙，夫岂奸回之能遽夺哉？济济盈廷，而不能为寅亮之言，其为上所轻而斥之窜之，不伸其志，非其自处者之自致乎？
十自宋以来，州县之庭立戒石铭，蜀孟曰?永之词也。黄庭坚书之，高宗命刻石焉。读者佥曰：“励有司之廉隅，恤生民之疾苦，仁者之言也。”呜呼！儒术不明，申、韩杂进，夷人道之大经，蔑君子之风操，导臣民以丧其忠厚和平之性，使怀利以相接而交怨一方者，皆此言也。孟曰?永僭伪亡国之主，无择而言之，可矣。君天下者，人心风化之宗也，而可揭此以正告天下乎？
夫谓吏之虐取于民者，皆其膏脂，谓夫因公而科敛者也，峻罚其锾金者也，纳贿而鬻狱者也，市贾而无值者也。若夫俸禄之颁，惟王所诏，吏不自取也。先王所制，例非特创也。小人耕而以其有余养君子，君子治而受其食以勤民事。取之有经，班之有等，民不怨于输将，上不勤于督责。天尊地卑，而其义定；典叙礼秩，而其分明。若曰是民之膏脂也，则天子受万方之贡赋，愈不忍言矣。率此言也，必天下之无吏而后可也。抑将必天下之无君，而后无不可矣。是之谓夷人道之大经也。
君子之道，以无伤于物者自旌其志，苟非人所乐与者，一介不取，弗待于人之靳之也。如其所受之禄，斥言之曰此民之膏脂矣，恶有君子而食人之膏脂者乎？上既酬而升之，揖而进之，寄之以民社，而谓之曰：“吾取民之膏脂以奉汝。”辱人贱行，至于此极，**其戒饬自矜，以全素履，其将能乎？是以谓毁君子之风操也。
易动而难静者，民之气也。得利为恩，失利则怨者，民之情也。故先王惧其怀私挟怨之习不可涤除，而政之所扬抑，言之所劝戒，务有以养之，而使泳游于雍和敬逊之休风，以复其忠顺之天彝。故合之于饮，观之于乡射，逸之于大蜡，劳之于工作，叙之以礼，裁之以义，远之于利，禁之于争，俾怨不生，而民志允定。今乃揭而示之曰：“凡吏之受禄于国者，皆尔小民之膏脂也。”于是乍得其欢心，而疾视其长上。其情一启，其气一奔，则将视父母之食于其子者，亦其子之膏脂；趋利弃义，互相怨怒，而人道夷于禽兽矣。先王以君子长者之道期天下，而人犹自弃，则克己自责，以动之于不言之化。今置其土木、狗马、声色、宴游之糜民财者，曾不自省；而以升斗之颁，指为削，倡其民以嚣陵诟谇之口实，使贼其天良，是之谓导臣民以丧其忠厚和平之性也。迪君子以仁民者，教之有术也；进贤士以绥民者，选之有方也；饰吏治以勿虐民者，驭之有法也。仁不能教，义不能择，法不能整，乃假祸福以恐喝之曰：“上天难欺。”无可如何，而恃鬼神之幽鉴。惟孟曰?永以不道之身，御交乱之众，故不得已而姑为诅咒，为人君者而焉事此乎？
王者之道，无不敬而已。敬天，而念天之所鉴者，惟予一人而已，非群工庶尹之得分其责也。敬民，而念民有秉彝之性，不以怀利事其长上，务奖之以坦然于好义也。敬臣，而念吾之率民以养贤者，礼必其至，物必其备，辞必其顺，而与共尽天职勤民事也。天子敬臣民，臣民相胥以敬天子，而吏敬其民以不侮，民敬其吏以不嚣。无不敬者无不和，则虽有墨吏，犹耻讥非；虽有顽民，犹安井牧。畏清议也，甚于鬼神；贱货财也，甚于鞭挞。以宽大之心，出忠厚之语，平万族之情，定上下之纪，夫岂卞急刻峭之夫所得与也？君子出其言不善而千里违之，诅怨之言，何为在父母斯民者之庭哉？
一一尽南宋之力，充岳侯之志，益之以韩、刘、二吴，可以复汴京、收陕右乎？曰，可也。由是而渡河以进，得则复石晋所割之地，驱女直于塞外；不得，亦据三关，东有沧瀛，西有太原，仍北宋之故宇乎？曰，不能也。凡得失之数，度之于彼，必察其情；度之于此，必审其势；非但其力之强弱也。情有所必争，力虽弱，未可夺也，强者勿论已；势有所不便，力虽强，未可恃也，弱者勿论已。
以河南、陕右言之：女直之初起也，积怨于契丹而求泄，既胜以还，亦思夺其所有之燕、云而止。及得燕而俯视河朔，得云而下窥汾、晋，皆伸臂而可收也，遂有吞并关南之志。乃起海上，卷朔漠，南掩燕南，直数千里，斗绝而难于遥制，故乘虚袭取三河、两镇，而所欲已厌矣。汴、雒、关、陕，宋不能守，势可坐拥神皋，而去之若惊，不欲自有，以授之叛臣，则中原之土非其必争之地，明矣。朱仙一败，卷甲思奔，非但其力之不足也，情不属也。而宋自收群盗以后，诸帅愤盈，东西夹进，东清淮、泗，略梁、宋，有席卷之机；西扼秦、凤，指长安，有建瓴之势；岳侯从中而锐进，交相辅而不虑其孤，走兀术，收京阙，画河以守新复之疆，沛然无不足者，故可必也。以河北、燕南言之：女直自败盟而后，力未能得，而胁割于众，以其为燕之外护也，以其为刍粮金帛之所取给也，以其士马之可抚有而弥强也。郭药师一启戎心，而女直垂涎以歆其利，久矣为必争之地矣。军虽屡折，而宿将未凋，余威尚振。使宋渡河而北，则悉率海上之枭，决死以相枝拒，河阻其归，敌摧其进，求军之不覆没者，十不得一也。宋之诸将，位相亚，权相埒，力相等，功亦相次。岳侯以少年崛起而不任为元戎者，以张俊之故为主将，从中而沮之也。韩、刘、二吴，抑岂折节而安受其指麾？则雁行以进，麋骇而奔，功不任受，咎亦无归。故五国合从之师衅于函关，山东讨卓之兵阻于兖、豫，九节度北伐之军溃于河南，其不如刘裕孤军直进，擒姚泓、俘慕容超者，合离定于内，而成败券于外，未有爽焉者也。乃欲合我不戢，撄彼必争，当百战之骄虏，扼其吭而勿忧其反噬乎？若此，则虽高宗无疑畏之私，秦桧无腹心之蠹，张俊、刘光世无从旁之挠，且将忧为吴明彻淮北之续，退且河南之不保；而遥指黄龙，期饮策勋之爵，亦徒有此言，而必不能几幸者也。
是故易言鬼方之伐，忧其难为继也；春秋许陉亭之次，谓其可以止也。自赵普沮曹翰之策，而燕、云不可问矣。自徽宗激郭药师之叛，而河北不可问矣。任诸帅阃外之权，斥奸人乞和之说，弃其所不争，攻其所不可御，东收徐、兖，西收关、陇，以环拱汴、雒而固存之；支之百年，以待兴王之起，不使完颜氏归死于蔡州，以导蒙古之毒流四海，犹有冀也。然抑止此而已矣。如曰因朱仙之捷，乘胜渡河，复汉、唐之区宇，不数年而九有廓清，见弹而求炙，不亦诞乎！
一二相臣而立武功，周公而后，吾未见其人也。帅臣而求令誉，吾未知吉甫之果能称焉否也？帅臣之得令誉也有三：严军令以禁掠夺，为软语以慰编氓，则民之誉归之；修谦让以谨交际，习文词以相酬和，则士之誉归之；与廷议而持公论，屏奸邪以交君子，则公卿百僚之誉归之。岳侯之死，天下后世胥为扼腕，而称道之弗绝者，良繇是也。唯然，而君子惜之，惜其处功名之际，进无以效成劳于国，而退不自保其身。遇秦桧之奸而不免，即不遇秦桧之奸而抑难乎其免矣。
易曰：“安其身而后动，定其交而后求。”谓名之不可亟居，功之不可乍获也。况帅臣者，统大众，持大权，立大功，任君父安危存亡之大计，则求以安身而定上下之交，尤非易易矣。身不安则志不宁，交不定则权不重。志不宁，权不重，则力不足以宣，而挠之者起。挠之者起，则欲忘身以救君父之危，而不能毕遂其事；非但身试不测之渊而逢其沉溺也。君非大有为之君，则才不足以相胜；不足以相胜，则恒疑其不足以相统。当世材勇之众归其握，历数战不折之威，又为敌惮；则天下且忘临其上者之有天子，而唯震于其名，其势既如此矣。而在廷在野，又以恤民下士之大美竞相推诩。犹不审，而修儒者之容，以艺文抒其悲壮。于是浮华之士，闻声而附，诗歌咏叹，洋溢中外，流风所被，里巷亦竞起而播为歌谣，且为庸主宵人之所侧目矣。乃君之有得失也，人之有贤奸也，庙算之有进止也，廷臣无匡救之力，引己为援，己复以身任之；主忌益深，奸人之疾益亟，如是而能使身安以效于国者，未之有也。故汉之功臣，发纵指示，一听之萧、张，绛、灌无文，不与随、陆争春华之美。郭子仪身任安危，知李泌、崔甫之贤，而不与纳交以结君子之好；知元载、鱼朝恩之恶，而不相攻讦以触奸佞之机。李光弼改纪其军政，而不竞其长；仆固怀恩固属其部曲，而甘与为伍。乃以废斥之余，一旦跃起，而卒拯吐蕃之难。以是动，而动罔不利也；以是求，而求无不得也。岳侯诚有身任天下之志，以奠赵氏之宗，而胡不讲于此耶？
宋氏之以猜防待武臣，其来已夙矣。高宗之见废于苗、刘而益疑，其情易见矣。张浚之褊而无定，情已见乎辞矣。张俊、刘光世之以故帅先达不能相下，其隙已成矣。秦桧之险，不可以言语争、名义折，其势已坚矣。而且明张纪律，柔声下气，以来牛酒之欢迎；而且缀采敷文，网罗文士，以与张九成等相为浃洽；而且内与谏臣迭相扬诩，以辨和议之非；而且崖岸自矜，标刚正之目，以与奸臣成不相下之势；而且讥评张俊，历诋群将，以折张浚之辨。合宰执、台谏、馆阁、守令之美，而皆引之于身，以受群言之赞颂。军归之，民归之，游士、墨客、清流、名宿莫不归之。其定交盛矣，而徒不能定天子之交；其立身卓矣，而不知其身之已危。如是而欲全其社稷之身以卫社稷也，庸可得乎？
呜呼！得失成败之枢，屈伸之闲而已。屈于此者伸于彼，无两得之数，亦无不反之势也。故文武异用，而后协于一。当屈而屈者，于伸而伸，非迫求而皆得也。故进退无恒，而后善其用。岳侯受祸之时，身犹未老。使其光敛采，力谢众美之名；知难勇退，不争旦夕之功；秦桧之死，固可待也。完颜亮之背盟，犹可及也。高宗君臣，固将举社稷以唯吾是听，则壮志伸矣。韩、刘、二吴不惩风波之狱，而畜其余威以待，承女直内乱以蹑归师，大河以南，无难席卷。即不能犁庭扫穴以靖中原，亦何至日敝月削，以迄于亡哉？故君子深惜岳侯失安身定交之道，而尤致恨于誉岳侯者之适以杀岳侯也。悠悠之歌诵，毒于谤，可畏矣夫！知畏之，则所以弭之者，亦必有其道矣。
一三岳鹏举郾城之捷，太行义社，两河豪杰，卫、相、晋、汾，皆期日兴兵以会北讨，秦桧矫诏班师，而事不成。然则桧不中沮，率此竞起之众，可以长驱河朔乎？曰：所可望者，鹏举屡胜之兵，及刘、韩世忠、二吴之相为掎角耳。若所谓豪杰义社者，固无能为也。奚以明其然邪？义兵之兴，始于翟义，嗣其后者为徐敬业，其志可嘉，而其成败固可睹矣。故定大略、戡大难、摧大敌、成大功者，无所恃于此焉。
夫恃人者，无之而可恃也，久矣。所恃者强于己乎？则是己固弱也。己弱而恃人，然(目)[日]有所望，而其志不坚。弱者为主，强者为宾，敌且攻其弱而主溃；强者失主，而骇散以失其强，莫能救己也。所恃者弱于己乎？则弱固不可恃也。己不弱而犹资弱以自辅，弱者不能胜敌，敌一当之而靡，则势且先挫，而三军之气为之馁；敌人之气，以胜而益为之增；己虽强，气不胜而必倾矣。定大略、戡大难、摧大敌、成大功者，力足以相格，智足以相乘，气足以相震，一与一相当，有死无生，有前无却，上不恃天时，下不恃地利，而后可以决胜于白刃之下，复奚恃而可哉？
况乎义兵者，尤其不足恃者也。义军之兴也，痛故国之沦亡，悲衣冠之灭裂，念生民之涂炭，恻怛发中而不惜九族之肝脑者，数人而已。有闻义之名，而羡之以起者焉；有希功之成，而几幸其得者焉。其次，则有好动之民，喜于有事，而踔以兴者焉。其次，则有徼幸掠获，而乘之以规利者焉。又其次，则有弱不能自主，为众所迫，不能自已者焉。又其次，则佃客厮养，听命于主伯，弗能自免焉。其名曰万，而实不得半也。即其实有万，而可战者，不得千也。可战者千，而能不大胜则前、小挫则却者，不得百也。无军令以整齐之，则游奕无恒；无刍粮以馈给之，则掠夺不禁。游奕无恒，则敌来而不觉；掠夺不禁，则民怨而反戈。故以王莽、武氏之易诛，而翟、徐旋起而旋仆，况女直之戾驰突而不易当者乎？梁兴渡河率之，而有垣曲、沁水之捷者，非其果足以胜也。义军之号，皆称“岳氏”，梁兴往而为之声援，女直不辨其非真，而为之震动。垣曲、沁水之守，抑河北初降之余烬，非海上鸷击之雄也，是以往而得志。浸令一试再试，情形尽见，女直且出锐师以捣之，则糜烂无余，所必然矣。一方既，而勃然以兴者，皆然以返；屡前屡挫，则吾三军之气，亦沮丧而失所凭依。当日之未至于此也，班师故也。今试设身而审女直与宋彼己之情形，其坌涌而前，翻飞而散，不炯然在心目之闲乎？义社恃大军以成，故鹏举一班师，而数十万人不知何往。大军恃义社以进止，则义社一败衅，而大军不足以孤存。两相恃则两相失，女直以专壹之兵，直前而无待，左披右靡，又恶足以当之？
夫用众不如用独久矣。故谢安石力却桓冲入援之兵而胜，苻坚兼帅鲜卑、氐、羌、河西之众而亡。揭竿以为帜，挥锄以为兵，野食鹑栖以为屯聚，此群羊距虎之形也，而安可恃也？宗汝霖之用群盗，犹之可也。已为盗，则不畏死者也。因为盗，则自我洗涤之，其不任为兵者可汰也。为盗而有渠帅，则固可使就吾束伍也。去家为盗，则无身家之累，不以败为忧。故诸帅收之于江南，而藉其用。若义社，则既以义为名矣，汰之不忍其无归，帅之不能以行法。进退唯其意，而我不任为之主，则驭之也难矣。驭之且难，而况可恃之乎？宋之将亡也，江、湘、闽、广之闲，起者众矣，而终不救门之祸。文信国无可恃而后恃之，不得已之极思，非有可恃者之所宜恃也。
一四势无所藉，几无所乘，一念猝兴，图度天下，而期必于为天子者，自古迄今，未之或有。帝王之兴也，无心干禄，而天命自归，先儒之言详矣，非虚加之也。帝尧之世，岳牧盈廷，九男非皆败类，耕稼陶渔者，而谓帝将禅我乎？武王养晦，年已耄矣，使大命未就而崩，非不寿也，冲人方弱，保国不遑，而况及天下？然且俟之十三年，而后秉钺以麾，假之年而赞其精魄，天也，非武王之可必也。故圣王无取天下之心，而乘时以御，因之而已。圣人且不可必，而况下此者乎？
一介之士，策名于当时者，或为偏裨，或为文吏，目之所规，心之所成，虽拓落而不可涯量，而其大概可知也。生死屈伸，荣辱贵贱，且乘于不测之数。志所至者，望之而不能必至；志所未至者，姑试之而渐进焉，非其所期也。使方小得志之日，遽踔以跃起，曰：“吾将奄有方国，南面以驭四海之英尤，使俯首而称臣妾。”非狂人其孰念及此？藉其有此，必蹶然一起而疾就诛夷。故以知乱臣贼子之成乎篡夺者，亦初无此固获之情也。曹操之自言，“死而题征西将军之墓”，岂尽欺人哉？桥玄未尝期以天子，而操感其知己，则出身仕汉之初，无窥夺刘宗之志，明矣。知此，则人主之驭臣，防其所不必防，而不防其所防者，非明于豫防之道者也。
秦桧专政之暮年，大起刑狱，将尽杀张、赵、胡、洪诸公，逮及宗室。当斯时也，诸公窜处遐方，不得复进一议，论和议之非，于桧无忤也。和已成，诸将之兵已解，桧总百揆，膺世禄，其所欲者无不遂也。桧死，而高宗忽释赵汾，召还迁客，则桧之深诸公，非必逢君也。桧之诛逐异己，不欲留一人者，岂仅快一时之忿忮哉？遍置其党于要津，而不使宋有一亲臣之可倚，骨鲠已空，发蒙振落者疾起而收之，桧之厚植其势者，势无不成也。高宗之年已耄矣，普安拔自疏远，未正嫡嗣之名；一旦宫车晏驾，桧犹不死，则将拔非所立之冲幼暂立之，旋起夺之；外有女直以为援引，内有**以为佐命，赵氏宗，且在其心目之中，易于掇芥。桧之志，岂待吹求而始见哉？
乃当靖康之年，始立台端，与马伸等共请女直立赵后，未尝念及此也。及其自虏来归，受挞懒旨，力主和议，亦祗求和成而居功受赏已也。即至逢高宗之欲，班北伐之师，解诸将之兵，独立百僚之上，犹未能遽取必于邪逆之成也。已而诸贤窜矣，岳侯死矣，韩世忠谢事闲居，刘、二吴敛手听命，张俊总领诸军之愿不遂，而亦废处矣。所欲为者，无不可为；所不可致者，无不致也。周回四顾，知天下之无能如己何，高宗亦惴惴然不知所以驭己；然后睥睨神器，而以诛逐先试其凶威。势之所激，鼠将变虎，亦奚待操心已久而后成乎大恶哉？故易曰：“履霜，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驯致者，初非所至而渐以成乎至也。
呜呼！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鉴陈桥之已事，惩五代之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即至高宗，微弱已极，犹畏其臣之强盛，横加锓削。乃桧以文墨起家，孤身远至，自可信其无他。而罅从中决，成巨浸以滔天，成乎萧衍、杨坚之势。高宗藏刃中，思与争死，而莫能自振，固非前此所能逆睹。则欲辨霜冰于早，亦奚辨而可哉？
夫霜非冰也，而阴森惨冽之气，一夕流空，则怆然怵栗之情，自感人之志气，欲辨之，亦何难辨之有乎？不可辨者，志也；所可辨者，人也。志，无定者也。志于正者，势溢而志或以氵㸒；志于邪者，力穷而志因以诎。人，有定者也。贤者之志虽已移，而必有所惮不敢为；奸人之志虽未萌，而必有所恃以操其利。故察之于始，桧非有操、懿之心，勿容苛论也。考之于其所行，不难为石敬瑭、刘豫之为者，岂有察之而不易知者乎？其被囚而北也，与何、孙傅、司马朴同系，而独不见杀；其羁于女直也，与洪皓、朱弁同留，而不与同拘；其脱身以返也，保有其妻孥，而尽室以安归；则其狎凶狠之骄虏，使帖然听己之徜徉者，可畏也。张浚、赵鼎、李纲、胡寅皆高宗患难之君臣，屡退屡进，而莫能相舍；朝野兵民众望所归，而共倚其成；桧一得志，而屏息窜逐，莫敢与争者，可畏也。岳侯所收群盗，力战中原，将士乐为之死，而削之、斥之、囚之、杀之，曾莫有敢为之鸣控者，可畏也。韩世忠抚数万之众，脱高宗于幽絷，上得君心，下孚群望；而独于桧不能一词相拒，俯首解兵，苟以自全者，可畏也。张俊位望最隆，与桧合谋，夷岳氏之族，思得其兵，而桧转盼相违，夺兵去位，曾不能以夙约责桧，而帖耳伏从，尤可畏也。挟此数可畏之才，欲为则为之，为之甫成而又进为之；力甚鸷，机甚巧，其锐往而无定情也甚狡，其执持?要而操以必得也甚坚；则不必久怀篡夺之心，乘乎可篡而篡焉，复何所戢而中止乎？
主和议者，前有汪、黄，后有汤、史，而人敢与争者，有可争之势也。君不固信者，无可信之术也。故旋用旋黜，而终不胜公论之归。桧独尽钳天下之口，尽反数十年之为，狡夷且入其牢笼，六军皆安其解散，爪牙角距，岂一旦之能快搏噬哉？当其时，觌其面目，观其设施，闻其言说，苟有庸心于鉴微知著者，奚问其志哉？即其人而知之有余矣。坚冰者，非霜志也，势也。或驯致之，或不终致之，存乎辨之者尔。弗庸猜防也，弗庸禁制也，尤弗进而问其心也，固已辨矣。胡康侯之为桧欺也，据目前之志，忘驯致之变，宜其惑已。一五以势震人者，其倾必速；震之而不震者，其守必坚。其闲必有非望之祸，与之相乘；非望之福，与之相就。非一幸而一不幸也，理之所必有，势之所必致也。楚虔之于干溪，夫差之于黄池，苻坚之于淝水，完颜之于瓜步，倾之速也，有合符焉。其恃威以震人者均，故其速倾均也。是以羊祜得西陵而固守，高闻陈丧而班师，拓拔佛狸临江而不渡，周世宗得淮南而许和。诚知夫极盛于外者，中且枵而难必起，自固其本，而后可徐图于后也。知此，则人震己以不可御之势，而凝立以待其自毙者，固必有道矣。
德不足以绥，义不足以正，名无可执，衅无可乘，竭己之威力以加于人，是浮动之气也。气者，一浮而无乎不动者也；合数十万人而动其浮气，则一夫蹶起，而九军之情皆荡。况乎不恤其内之已空，而氵㸒于外，授人以余地，使无惮以生其心，有不可坐而待其毙者乎？且其极乎盛以相震者，数十万人也。其士卒，则强与弱之相闲也；其将领，则忠与奸之相杂也。拊循不能周，而怨起于内也；迁延以相待，而进无所决也。功成而无所专归，则欲进而情已漫也；奔北而无能尽诘，则虽退而罪可避也。部分进而不相知闻，则无望其相援也。簇进而壅于道路，则名众而实亦寡也。交相倚而恃人，则自固之谋必(速)[疏]也。本以相震，而非以生死相贸，则不受其震而必自沮丧也。如是，则以我孤立之军，敌彼云集之旅，制在我而不在彼，明矣。故谢安谈笑而待捷书，虞允文乍至而决进战，非幸也，实有其可以相御之理也。然则晋、郑锐起而向楚虔，当无楚矣；赵鞅蹶兴而薄夫差，当无吴矣。然而不能者，为其所震而不知其不足震也。若夫公子比之入，句践之兴，慕容垂之叛，完颜雍之篡，岂可几幸其必然哉？而一往之气，不恤其归；必得之情，不防其失；则不可几幸者，固可期也。是故居整以御散，用独以制众，散者必溃，众者必离。处静以待动，奋弱以抗强，动者必折，强者必摧。无他，虚与实之分，祸与福之纽也。君子观于此，而知所以自求，知所以应天下矣。见可忧者非忧也，见可惧者非惧也。所忧者无可忧之形，所惧者无可惧之迹也。之危也，始于羸豕；剥之孤也，终以得庐。守其大常，以御其至变，贞胜者，胜之以贞而已。
一六荣悴之际，难言之已。贫贱者，悴且益难胜也；崇高者，荣愈不能割也。故代谢之悲，天子与匹夫均，而加甚焉。太宗册立爱子，犹不怿，曰：“人心遽属太子，置我何地？”高宗之于孝宗，未有毛裹之恩也。乃年方盛，而(且)[早]育之宫中；天下粗定，而亟建为冢嗣；精力未衰，而遽授以内禅。迨其退养德寿，岁时欢宴，如周密所记者，和气翔洽，溢于色笑，然无累，忘其固有天下之荣，得不谓高人一等乎？
人之于得失也，甚于生死。一介之士，身首可捐，而不能忘情于百金之产。苟能夷然澹定以处得失，而无忮之心，是必其有定力者也。则以起任天下之艰危，眷怀君父之隐痛，复何所顾惜，而不可遂志孤行以立大节？物固莫御也。然而高宗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称臣于骄虏，而无愧怍之色；虐杀功臣，遂其猜妨，而无不忍之心；倚任奸人，尽逐患难之亲臣，而无宽假之度。孱弱以偷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山之乐。滞残疆，耻辱不恤，如此其甚者，求一念超出于利害而不可得。繇此言之，恬淡于名利之途者，其未足以与于道，不仅寻丈之闲也。
人之欲有所为者，其志持之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