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之变，所谓八国联军仅以十日之时间，即由天津攻至北京。据穆斯之《中国对外关系史》所记，当时联军全数仅一万八千人，且未有统帅之设置，近于各自为战，而中国军队竟不能稍抑之，事之可痛宁有过于此者？
　　穆斯记云：“联军当时所取战略，系分两路前进，一循运河左岸，为右翼（俄、法兵约六千人属之）；一循运河右岸，为左翼（日、英、美兵约万余人属之）。似其主力在左翼，首先攻占杨村，迫直隶总督裕禄自杀者，即此军也。就战略地理以观，杨村失守，北京便无可为，而当时国军乃集中于河西务通州一带，自蹙其势，使敌人得遂行其有效之钳击，安得而不为所歼？至于董福祥广渠门之抵抗，为一全无战略根据之巷战，事虽悲壮，亦无以挽救大局矣。
　　牵引“非正规军”作战，为战斗法则之大忌，当时之国军虽窳，顾若能严其行列，使成为有指挥体系之行列，则虽应战而败，亦不至溃乱如此。不幸乃与全无训练之义和团混合作战，一败遂不可收拾。
　　是役作战之全部详情，以手边无书可考，若就穆斯之简单记载以观，则联军当日所取战略粗疏荒陋，弱点甚多，如对于沿途各战略基地全无分遣，后续部队之准备亦无，但知单军猛进，一拥而入北京，使我国当日有高明之指挥官一人，率精兵一万与抗，正不难尽歼之于大河两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