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读德富苏峰之《中国漫游记》，为民国六年事，中述在北京与梁任公之会晤，情词款洽，若有筋脉之可通者。任公时已有“中国之德富苏峰”之称，苏峰则自谦曰：“实应呼我为‘日本的梁启超’也。”
　　以资望言，任公似犹稍弱，若以才气与实学言，苏峰岂任公之比？苏峰早年文字颇为坚实而发扬民气，叫号爱国，不失为论坛正价之文，然其人实无深学，及其髦也，文流于滑，日日为《双宜庄漫言》刊于报纸，不知所云，对侵华及进攻英美诸问题，所发表之意见皆支离乖谬，而文字沉闷，不足引人，视数十年前之短简警策若出二手。（《新民丛报》时代，任公为文屡引其语，动辄曰苏峰生如何如何，颇极向往之诚。）
　　谓任公为“中国之德富苏峰”固为贬损，谓苏峰为“日本之梁启超”，亦未见其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