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龙书院者，久庵黄子与其徒讲学之所也，浚川子乃为《学辩》遗之。嗟乎！仲尼之教，万世衡准。自夫异端起而洙泗之道离，世儒凿而《六经》之术晦，天下始嚣嚣然莫知谁何矣。是故有为虚静以养心者，终日端坐，块然枯守其形而立，曰：“学之宁静致远在此矣”。有为泛讲以求知者，研究载籍，日从事乎清虚之谈，曰：“学之物格知至在此矣”。浚川子曰：斯人也，空寂寡实，门径偏颇，非禅定则支离，畔于仲尼之轨远矣。何以故？清心志，祛烦扰，学之造端固不可无者，然必有事焉而后可。”《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而曰“致”，岂虚静其心性者可以概之哉？夫心固虚灵，而应者必借视听聪明，会于人事，而后灵能长焉。赤子生而幽闭之，不接习于人间，壮而出之，不辨牛马矣，而况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节度乎？而况万事万物，几微变化。不可以常理执乎？彼徒虚静其心者，何以异此？传经讨业，致知固其先务矣，然必体察于事会而后为知之真。《易》曰：“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然谓之“至之”“终之”，亦非泛然讲说可以尽之矣。世有闭户而学操舟之术者，何以舵，何以招，何以艪，何以帆，何以引笮，乃罔不讲而预也；及夫出而试诸山溪之滥，大者风水夺其能，次者滩漩汩其智，其不缘而败者几希。何也？风水之险，必熟其几者，然后能审而应之，虚讲而臆度，不足以擅其工矣。夫山溪且尔，而况江河之澎汹，洋海之渺茫乎？彼徒泛讲而无实历者，何以异此？或者曰：“即如是，乃无邦国天下之责者，终不可习而能之乎？”浚川子曰：不然。君子不有身与家乎？学能修其道于身，通其治于家，于是乎举而措之，身即人也，家即国也，挈小而施之大，动无不准矣。何也？理可以会通，事可以类推，智可以旁解，此穷神知化之妙用也。彼徒务虚寂，事讲说，而不能习与性成者，夫安能与于斯！黄子志于圣贤经世之学者。余来南都，每得闻其议论，接其行事，窃见其心之广大，有天地变化，草木蕃育之象；知之精至，有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之体；盖非世儒空寂寡实之学，可以乱其凝定之性者。则夫余之所不以为然者，先生亦不以之诲人矣。乃述此，请揭之院壁，以为蒙引，使后生来学脱其禅定支离之习，乃自石龙书院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