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迎佛骨表

唐代:韩愈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竞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维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入宫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茹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劝谏 ]

影响

  韩愈没能阻挡宪宗迎佛骨,还险些丧命。韩愈卒于长庆四年(824),过了二十一年,到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秋七月,诏天下佛寺僧尼并勒归俗"。这是佛教"三武之难"的最后一次大劫难,又称"会昌之难"。前两次是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诏令灭佛的法难。会昌之难,时间很短,到第二年五月,新上台的唐宣宗皇帝就"诏上京增置八寺,复度僧尼"。佛教极盛时,与官吏、百姓矛盾很深,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佛教受到严重打击,元气大伤,从此再也不能重现当年盛况。韩愈的文学地位大大扩大了他的反佛思想的影响。因此,可以说,韩愈的谏迎佛骨为唐武宗灭佛作了舆论准备。韩愈作为文学家、儒学家对宋明时代也有深刻的影响,宋明时代,儒家辩论时常指对方为"释教"、"禅学"。朱熹把佛学当作当代的墨杨之学,要像孟子辟墨杨那样,大破释教,以"辟佛"为己任。总之,韩愈的谏迎佛骨,虽然在当时没有明显的实际效果,而在几年、几十年以后,他的反佛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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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谏迎佛骨,是中国历史上儒佛矛盾斗争的一个重大事件。外来宗教与本土的传统思想不相适应,经过几百年的磨合,佛教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晚唐几个皇帝都是佛教的信仰者,佛教盛极一时。当时有识之士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依据儒学思想,提出反佛的意见。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儒佛矛盾以一种激烈的形式暴发了。元和十四年是开塔的时期,唐宪宗要迎佛骨入宫内供养三日。韩愈听到这一消息,写下《谏迎佛骨》,上奏宪宗,极论不应信仰佛教,列举历朝佞佛的皇帝"运祚不长","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但韩愈没能阻挡宪宗迎佛骨,还险些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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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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