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成员
烈祖秦康惠王赵德芳 宋太祖第四子
天祖英国公赵惟宪 宋仁宗堂兄,宋太祖之孙
曾祖华阴侯赵世将 宋太祖曾孙,宋英宗堂弟
祖父庆国公赵令譮 宋太祖五世孙,宋徽宗族弟
父亲秀安僖王赵子偁 宋太祖六世孙,宋高宗同族兄弟
母亲:秀安僖王夫人张氏
嗣父宋高宗赵构
成穆皇后郭氏 (1126年-1156年),乃追封,去世时孝宗尚未登基,孝宗子女皆其所出
成恭皇后夏氏 (?-1167年),1163年-1167年在位
成肃皇后谢氏 (1132年-1203年),太皇太后。
蔡贵妃 初入宫为红霞帔,封和义郡夫人,晋婉容。
李贤妃 初入宫为典字,转通义郡夫人,晋婕妤。淳熙十年卒,追赠贤妃。
长子:庄文太子赵愭 (1144年-1167年)
次子:魏惠宪王赵恺 (1146年-1180年)
三子:宋光宗赵惇 (1147年-1200年)孝宗诸子中唯一一位死于孝宗之后的。
四子:邵悼肃王赵恪
长女:嘉国公主
次女 出生五个月夭折,未及册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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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美人关得皇位
赵眘被养在宫中将近20年,却一直未被确定太子的名分。直到韦太后死去,高宗使出了最后一招,给两位准继承人每人送去美女10名,过了一阵又把她们召回。经过检查,发现给赵琢的那10个都已经不是处女,而给赵眘的那10 个依旧都是完璧(赵眘是听从了史浩的意见,孝宗即位,史浩任参知政事)。于是,最终赵眘确立了皇太子地位。
孝宗登真如寺钟楼
佛宇挂钟的合,多是空的,大概是想声音能够清彻。孝宗小的时候,偶然来到郡城内外真如寺秀州,登上钟楼游戏,而和尚们先用苇藤覆盖空处,错踩在上面,于是掉了下来。旁观的人,慌乱无措,赶快去看的,孝宗却 坐着,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这与那些史书所载太祖皇帝年轻时人马都掉落在汴城楼上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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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评
宋孝宗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史称为“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宋孝宗是南宋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
历史评价
宋高宗以对国家大公无私的胸怀,选择了宋太祖的后代立为太子,这样才得到了孝宗的贤才,他英明坚毅,卓然超群,可立为宋室南渡后各位皇帝之首,可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孝宗刚登上皇位的时候,决心挥师北伐收复失地,可是在符离不幸偶然失败,再次违逆高宗的命令,不轻易出兵。与此同时,又适逢金世宗即位为金主,金国太平安宁,没有间隙可乘。然而能把对金国的“奏表”改称“书信”,把对金国称臣改为称侄,削减了每年奉送给金国的钱财,确定了与邻国的友好关系,金人轻视宋人的思想,至此也就渐渐不同于以前了。所以金世宗每每告诫大臣们蓄积钱谷,认真加强边防,一定要说“:我担心宋人的和议,最终靠不住。”大概也是害怕孝宗皇帝将有收复国土的作为。上天厌恶南北以兵相交,想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所以孝宗皇帝用武力恢复故疆的意愿没有达到就终止了。
然而自古以来人君起自外藩,入继大统,登上皇位,而能尽宫廷之孝,没有像孝宗皇帝这样的。这期间父子和悦欢喜,同享高寿,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坚持服丧三年,又能够拒绝大臣的请求而努力地身体力行。宋朝皇帝的庙号,像仁宗的“仁”,孝宗的“孝”,都当之无愧。
其他评价
为人节俭
他以身作则崇尚节俭,史称宋孝宗“性恭俭”,就是恭谨俭约的意思,宋高宗称赞他“勤俭过于古帝王”。[5]宋孝宗即位之初,就不肯用乐。他日常生活的花费很少,常穿旧衣服,不大兴土木。平时也很少赏赐大臣,宫中的收入多年都没有动用,以至于内库穿钱币的绳索都腐烂了。宋孝宗认为“我其他没有太大的作为,只是能够节俭。”他经常告诉身边的士大夫:“士大夫是风俗的表率,应该修养自己的德行,以教化风俗。”
有作为的皇帝
宋孝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后人说,高宗朝有恢复之臣,无恢复之君。孝宗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孝宗不愧是太祖的后人,一反高宗时卑躬屈膝的投降路线,一心想恢复中原,他的这种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秦桧为相十余年,将朝中的主战派,迫害,打压殆尽。所以孝宗帅不过张浚这样志大才疏之辈,将不过李显忠,邹宏渊。手下只有一个虞允文可堪大用。还要和主和派斗争,特别是孝宗当了27年皇帝,前25年高宗一直健康的活着,一直影响着他。高宗坚决反对主战,甚至对孝宗说,等我百年之后,你再为之。以孝顺著称的孝宗不可能一点都不听。孝宗为人勤政,节俭,孝宗朝是南宋国力最强的时候。可惜孝宗碰上了小尧舜金世宗这样的明君,金国虽然对宋采取守势,但没有内乱。宋和金此时属于绝对的均势,平衡没有被打破。所以都无法消灭对方。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南宋王朝由破落走向恢复,由消沉走向振兴的时代,他致力于改变南宋以来文恬武嬉、偏安一隅的现状,给岌岌可危的南宋王朝带来了一丝蓬勃希望,不仅使得南宋累积起一定的军事力量和物质力量抵御金朝的侵扰,也为南宋后期的抗蒙斗争奠定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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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赵昚出生。
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6岁的赵伯琮幸运地被失去生育能力的高宗选中,育于宫中。
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二月二十四日,赵昚被立为皇子,改名玮。二十五日,下诏。二十七日,授为宁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进封为建王。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完颜亮南侵,朝中多数大臣主张逃跑,时年35岁的赵昚主动上书,请求领兵与金兵决战。但经老师史浩的提醒,为了避免高宗疑心,他再次上书,请求在高宗亲征时随驾保护,以表孝心与忠心。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五月二十八日,被立为皇太子,改名为眘。六月宋高宗以“倦勤”,想多休养为由,传位给养子赵昚,是为宋孝宗。高宗自称太上皇帝。从此,宋朝皇位又回到了太祖一系。初,高宗很早就有禅位之意,曾经告诉过赵昚,赵昚流着泪坚决一再推辞,适逢边事爆发没有结果。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3)七月,也就是孝宗即位后的第二个月,颁布手谕,召主战派老将张浚入朝,共商恢复河山的大计。
绍兴三十二年,接受老师史浩的建议,下诏为民族英雄岳飞冤狱昭雪平反,追复岳飞原官,赦还被流放的岳家家属,并逐渐开始为被贬谪和罢免的主战派大臣平反复官。
隆兴元年五月,孝宗任命张浚为北伐主帅,北伐战争拉开序幕, 宋军一月之内恢复灵壁、虹县和宿州, 威慑中原。后来在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攻下,宋军主将不和,军心涣散,撤兵符篱时遭到金兵的追截,损失惨重,只好再次与金国达成和议,改称臣为称侄,增加岁币等,北伐战争就此草草收场。
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春正月初一,颁布《乾道敕令格式》。
乾道九年宋孝宗于圜丘祭祀,大赦天下,改次年(1174年)为淳熙元年。
淳熙三年(1176年), 孝宗颁诏将现行的救令格式,仿照“ 吏部七司条法总类” ,随事分门,修纂成“ 淳熙条法事类” ,作为大理寺和刑部处理案件的法律依据。
淳熙十三年,临安府罢逐青吏300多人, 两年后又裁汰百司冗官700多人。另一方面严格限制恩荫数目,缩减各级官员荫补的数量。
淳熙十四年十月,高宗崩于德寿宫中,孝宗听闻后失声痛哭,两天不能进食,又表示要服丧三年。孝宗为了服丧,让太子赵惇参预政事。
淳熙十六年二月初二(公元1189年2月18日)禅位于太子,太子即位,是为宋光宗。孝宗自称太上皇,闲居慈福宫,后改名重华殿,上尊号为寿皇圣帝,继续为宋高宗服丧。
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五月初二,宋孝宗染疾。六月初九,孝宗在重华殿逝世,终年六十八岁。十月二十九日,上谥号为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庙号孝宗。十一月二十八日,暂殡于永阜陵。十二月十八日,在太庙附祭孝宗神主。庆元三年十一月初二,加谥号为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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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孝宗吸取秦桧长期位居宰相,形成盘根错节势力的教训,大大缩短了宰执的任期。孝宗时刻提防宰执发展个人势力,结成朋党。孝宗还十分严格地遵守外戚不预政的“家法”,成功地防止了如同后来韩侂胄、贾似道以外戚擅权揽政的局面。在宰执集团内部的宰相与执政的关系上,孝宗也力图使参知政事成为牵制宰相的力量。
北宋初年,参知政事的设立,确实起到了分割、削弱相权的作用,而且宰执间议论政事,“自相可否,或至面相切责,退不相衔。”但是,“元丰改制”后,参知政事废而不置,其职事归中书、门下侍郎和尚书左右丞,成为宰相的属官。南宋建立后,虽复置参知政事一职,但其地位、权力和作用已不能和初设时相比。
此外,孝宗还加强台谏官的监察职能,其主要目标是针对宰执集团,尤其是针对宰相的。首先,孝宗将台谏官的除授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切断宰相与台谏官之间互相援引、倚为鹰犬的关系。孝宗勤于理政,在南宋诸帝中还是出类拔萃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蚤夜孜孜不敢怠惶,每日灵时已无一则自事,思日:岂有未至者乎?则求三两事反复思虑,唯恐有失。”(《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十九)以致在他禅位光宗的前一天还在亲自除吏。通过对孝宗理政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在他日理万机,事必躬亲的背后,隐藏着他对大臣百官的不信任,唯恐被他们蒙弊。
军事
在军事上,整军兴武,孝宗在五年间,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还积极选拔将领,自己也学习骑射。南宋的军队战力有很大的提高。
南宋的政局需要不断的扩充军事力量,在内地和边防增招兵员,但是鉴于当时养兵费用浩繁,宋孝宗大胆改革军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义兵制。“籍民家三丁取一,以为义兵,授之弓弩,教以战阵,农隙之时,聚而教之。”义兵制的实质在于寓兵于农。义兵既不脱离生产,又不荒废教阅,既壮大了军事力量,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当时四川地区共有义兵5.3万人,与等额官军相比,每年节省财政开支六七百万。采取义兵制也是迫于当时国家的需要,一方面军事力量不足难以抵御外侵,一方面国内经济尚需发展,民不富裕,财政压力大,因而只能采取此种能稍稍两全之策。像选拔文官一样,宋孝宗非常重视军事人才的选拔,要求各地荐举将领不受等级和数量的限制,经武举考试合格者,还必须到军中涪熟军政7年,枢密院设置诸军大小将领的花名册,以备随时抽验考核。
经济
发展经济,首先在于减轻人民负担。宋孝宗不仅屡次下诏减轻人民负担,而且注意实效。例如,南宋初年以来,经常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夏税虽然规定是八月半纳毕,而主管税收的户部却规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临安。到宋孝宗时,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户部,各地必须三、四月就要征收,而此时的农作物根本没有成熟,虽然多次下诏禁止,但户部并不执行。因为,每年四、五月间指靠预催到的61万贯折帛钱供开支使用,若不预催,“恐至期缺误”。淳熙四年(117),孝宗得知后就说:“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于是参知政事龚茂良提出,将户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库借的60万贯钱,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宋孝宗随即下诏,此后必须按照规定时间收田赋,违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预催问题,在宋孝宗亲自干涉下终于得到解决,至少在宋孝宗时期因而“民力少宽”
宋孝宗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勉农桑,尽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11],而且注重水利的实效。如在淳熙二年(1175)时指出:“昨委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并对江东路失职官员给予降官以示惩罚。孝宗时“水利之兴,在在而有,其以功绩闻者既加之赏矣,否则罚亦必行,是以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12],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世界上最早由国家发行纸币(会子),还是高宗末绍兴三十年(1160)的事。此前的纸币(交子)是四川地方发行用于四川地区。会子是用楮木皮造的纸印制的,也称楮币,或只称楮。宋孝宗即位之初的隆兴元年(公元1163),即下诏将会子加盖“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户部发行的纸币,增加其权威性,以促进其流通。宋孝宗对会子十分关心。“楮(会子)未至于滞(指民众不信任而难于流通)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即纸币发行的准备基金)以给之;楮未至于轻(指贬值)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未至多(指发行量过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现)在之数。故赵雄谓圣虑深远,不复增印,民间艰得,自然贵重而楮币通矣。”即是对宋孝宗纸币政策的评价。由于政策恰当,保持了纸币币值的稳定与流通,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宋孝宗时社会经济繁荣兴盛的反映。
轻徭薄赋方面如宋孝宗在取消无额上供钱时说:“既无名额,则是白取于民也。”又如遇到灾荒,宋代例将当年税赋移到丰收年,分为二或三年补纳,孝宗也说既是灾荒,不应再收税赋,下诏不准到丰年再补收。福建路兴化军(今福建莆田)自建炎三年起每年以“犹剩米”为名,额外征收2.4万多石供应福州,孝宗于乾道元年(1165年)减去一半,至乾道八年又将剩余部分全部减免。又如徽州(今安徽歙县)自唐末五代初陶雅任郡守(任职自唐景福二年至后梁乾化三年前后,893—913年左右)时,增收的额外“科杂钱”1.2万多缗,一直沿征了260多年,直到乾道九年才免除,等等。
文化
宋孝宗一改北宋后期与南宋初期,树一派打一派的学术政策,他对主流学派王安石新学及新兴起来的程朱理学,采取兼容并蓄、共同发展。宋孝宗虽也对新学有一些微辞,但对理学派攻击新学推崇理学却并不支持,如乾道四年,太学录魏掞之攻击“王安石父子,以邪说惑主听,游人心,驯致祸乱”,“请废王安石父子从祀,追爵程颐,列于祀典”,不仅不予理会,还将他出为台州州学教授。
而沉寂了三十多年的苏氏蜀学,在宋孝宗即位后重新兴起。宋孝宗为苏轼文集作序赞扬,并追谥苏轼“文忠”、苏辙“文定”,追赠苏轼太师,对苏氏蜀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正是宋孝宗倡导的百家争鸣、共同发展的学术环境,才使得58岁的朱熹,在淳熙十四年也不得不说:“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
在随后举出的诸子中,不仅有理学派代表人物,也有新学派的王安石和王雱,以及蜀学派的苏轼。由于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才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学者,正如南宋末年著名学者黄震所称许的,孝宗乾(道)淳(熙)时,“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其时,不仅有著名的思想家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著名词人辛弃疾等,他们都活跃在宋孝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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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岳飞
1162年,登基之初即打着高宗的旗号下诏:“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当年十月,又颁发正式文告,宣布追复岳飞“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六百户”之待遇。(《金佗编》卷十三)。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经岳飞家属要求,给还了岳飞原有田宅。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应岳飞之子岳霖的要求,发还了宋高宗写给岳飞的全部“御笔”、“手诏”(秦桧为陷害岳飞,曾从岳家抄走)。
隆兴北伐
孝宗即位的次年改元隆兴这年的四月,孝宗授意张浚筹划北伐。五月张浚派遣濠州(今安徽凤翔县)李显忠渡江出击。先后收复了灵璧,虹县等地,继而又攻陷了宿州(今安徽宿县)。后孝宗任命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副之。金军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亲自率兵来攻,先被李显忠击退,后有调兵前来。但此时的邵宏渊按兵不动,还企图动摇军心,有些参战的将领还带兵临阵脱逃。李显忠孤军奋战,终是难支只好趁着夜色撤离宿州。金军乘势掩杀,宋军大败,死伤不可计数。
北伐失败后,隆兴二年(1164年)金世宗为了达到“以战促和”的目的,发兵南下,先后攻占楚州,濠州,滁州等地,并准备渡江南下。在这种情况下,孝宗同意议和,这年十月双方签订协议。这就是历史上的“隆兴议和”。北伐失败后宋孝宗想要再次北伐。乾道五年八月,孝宗召虞允文入朝,升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虞允文一方面在财力、物力、兵力上积极为北伐作好准备,另一方面,他建议孝宗遣使赴金,要求修改隆兴和约中部分侮辱性的条款,一是要求金朝归还河南的宋朝帝王陵寝之地,二是改变宋帝站立接受金朝国书的礼仪。对于孝宗来说,祖宗陵寝长期沦于敌手,每次金使南来,自己必须下榻起立接受国书,他内心早已视为奇耻大辱。因此,他立即同意虞允文的建议,于乾道六年闰五月,派范成大使金,提出归还河南陵寝之地和更改接受国书礼仪的要求。金世宗断然拒绝宋方的要求,金朝群臣也都对南宋擅自破坏和议愤愤不平,尽管范成大与金人据理力争,毫无惧色,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乾淳之治
南宋王朝自建立以来,一直在金国的威胁之下,此时的南宋,内部问题多多,士风日下,吏治腐败。官俸和军费占了国家大量的财政收入。高宗朝政府加重税,又使农民造反。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高宗让位于赵昚,是为宋孝宗,孝宗即位后,颇欲有番作为,他给岳飞平反,又将秦桧时期制造的冤假错案,全部予以昭雪。重用主战派,重新拜张浚为相。并且整顿吏治,重用主战派,积极备战。
北伐失败后,也就是孝宗在位的后期,他在内外政策上都转向平稳,南宋朝廷又陶醉在了“中外无事”、偏安一隅的升平景象之中这期间经济繁荣,在南宋中期出现的太平盛世。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呈现政治繁荣的局面。南宋政府重视生产,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出现了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史称“乾淳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