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清楚在战争中起着如此巨大作用的方法和方法主义的概念，必须概略地观察一下支配一切行动的那一套逻辑层次（这象一级级的政府机构一样）。

　　法则，是对于认识和行动都同样适用的最为普遍的概念，就词义来讲，明显具有某种主观性和武断性，但它却正好表达了我们和外界事物所必须遵循的东西。对认识来说，法则表明事物同它的作用之间的关系；而对意志来说，法则是对行动的一种规定，跟命令和禁令具有同等的意义。

　　原则，同法则一样是对行动的一种规定，可它只有法则的精神和实质，没有法则那样死板固定。当现实世界的复杂到不能纳入法则这种死板固定的形式时，运用原则就可以让判断有较多的自由。由于在原则不能适用的场合，必须依靠判断来处理问题，因此，原则实际上只是行动者的依据或指南。

　　假如原则是客观真理的产物，从而适用于所有的人，那么它就是客观的；假如原则含有主观的因素，只对提出它的人有一定价值，那么它就是主观的，通常被称作座右铭。

　　规则，往往被理解为法则，但是却和原则具有同等的意义，原因是，人们常说”没有无例外的规则”，却不说”没有无例外的法则”。这表明，人们在运用规则时能有比较多的自由。

　　在另一个角度，规则还是根据外露的某些特征去认识深藏的真理并确定完全符合这一真理的行动准则的手段。所有赌博的秘决以及数学上的简便法等就属这一类的规则。

　　细则和守则，也是对行动的规定，它涉及的是一些更为细小。更加具体的情况，这些情况太多而且太琐碎，不值得为它们另外建立一般性的法则。

　　最后，还有方法和方法主义。方法是从很可能的办法中选择出来的一种致为常用的办法；方法主义则是根据方法，而不是根据一般原则或个别细则来决定行动。这里首先有个前提，那就是用这种方法去处理的各种情况基本上是相同的。但事实上不可能完全如此。所以，相同的部分至少应该尽可能多些，换言之，这种方法应适用于最可能出现的那些情况。因此，方法主义不是以个别的情况为前提，而是根据各种相似情况的概然性提出一种适用于一般情况的真理。假如以同样形式反复运用这一真理，那么不久就可达到机械般的熟练程度，到最后，就几乎能自然而然地作出正确的处理。

　　法则这个概念，对于认识作战来说是多余的，因为战争中错综复杂的现象并非很有规律的，而有规律的现象又不那么错综复杂。因此，法则这个概念并不比简单的真理更为有效，凡是能用简单的概念和言词来表达的，假如用了复杂的。夸张的概念和言词，那就是故弄玄虚，矫揉造作。在作战理论中，法则这个概念对行动来说也是不适合的，由于在这里各种现象变化多端而且极为复杂，因此普遍得足以称为法则的规定是没有的。

　　可是，假如想使作战理论成为固定的条文，那么原则。规则。细则和方法都是不可缺少的概念，因为在固定的条文中真理只能用这种结晶的形式出现。

　　在作战方法中，战术理论最可能成为固定的条文，所以，上述概念在战术中也极为常见。非不得已，不得用骑兵攻击敌人队形完整的步兵；在敌人没进入有效射程前，不能使用火器；战斗中要尽量节约兵力，以备最后使用。这些全是战术原则。所有这些规定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是绝对可用的，可是指挥官必须铭记在心，以便于这些规定中所包含的真理可以发挥作用时，不致于失去机会。

　　假如发现敌人生火做饭的时间异常，就可以断定敌人正准备转移，如果敌人在战斗中故意暴露自己的部队就意味着准备佯攻，那么这种认识真理的方法就叫规则，因为从这些明显的个别情况中可以进一步推断出敌人的意图。

　　假如说，有战斗中一旦发现敌人开始撤退炮兵就应立刻猛烈地攻击敌人是一条规则，也就是说，从这些个别现象中推测出整个敌情，根据这个敌情得出了一条行动规定。这个敌情就是：敌人准备放弃战斗，正准备开始撤退，而在此时，它不宜进行充分的抵抗，也不象在撤退过程中那样便于完全摆脱我方。

　　至于细则和方法，一旦训练好了的军队能够掌握它们并将它们作为行动的准则，战争准备的理论就会在作战中发生作用。有关队形。野战勤务。训练的一切规定都是细则和方法。有关训练的规定主要是细则，有关野战勤务的规定则主要是方法。这些细则和方法在实际作战中全是有用的现成的办法，所以，必然会作为现成的办法被包含在作战理论中。

　　可是，对于自由使用军队的活动却不能规定细则，也就是说不能规定固定的守则，因为细则是不能自由运用的。与之相反，方法则是执行任务的一般的办法（如前所述，这种办法是根据概然性制定的），它可以将原则和规则的精神贯彻到实际运用中去，如果它不失去本来面目，不成为一套绝对的和死板的行动规定（即体系），而是代替个人决断的一种捷径，是普通办法中可供选择的最好方法，它就能列入作战理论。

　　在作战中经常按方法办事看来也是非常重要和无法避免的。只要我们想一想，在战争中有多少行动是根据纯粹的假定和在完全搞不清情况的条件下决定的，我们就会相信这一点了。这是因为敌人会阻挠我们去了解那些对我们的部署有影响的情况，时间也不许可我们充分了解这些情况，而且即使我们知道了这些情况，也因为范围太广，过于复杂，绝不可能根据它们来调整一切部署，所以我们常常只得根据某些可能的情况进行部署。在每一事件中需要同时考虑的具体情况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我们除了进行大致的估计，根据一般的和可能的情况进行部署以外，就没有其他办法。最后我们还了解，越到下级，军官的人数越多，就越不能指望他们有独立的见解和熟练的判断力。既然除了从勤务细则和经验中得到的见解之外，就不应当要求他们有其他的见解，我们就只得教给他们一套类似细则的方法，作为他们进行判断的依据，防止他们越出常轨地胡思乱想，因为在经验非常有用的领域里，乱想是特别危险的。

　　我们还必须承认，方法主义不仅是不可缺少的，并且还有极大的优点，那就是反复运用同一种方法在指挥上可以达到熟练。精确和可靠的程度，进而减少战争中的阻力，让机器便于运转。

　　所以，职位越低，方法就用得越多，就越是不可缺少；职位越高，方法用得越少，到最高职位，方法就完全用不上了。所以，方法在战术中比在战略中有更大的用处。

　　战争，从它的最高角度来看，并非由大同小异的。取决于方法好坏的无数细小事件构成的，而是由需分别处理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各个重大事件构成的。战争不象长满庄稼的田地，而象长满大树的土地。收割庄稼时不需考虑每棵庄稼的形状，收割得好坏取决于镰刀的好坏；而用斧头砍伐大树时，就必须考虑到每棵大树的形状和方向。

　　在军事活动中，方法使用得多少，原本不取决于职位的高低，而是取决于事情的大小。统帅处理的是全面而重大的事情，因此他较少使用方法。统帅如果在战斗队形。布置前卫和前哨方面，采取老一套的方法，不光会束缚他的部下，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束缚他自己。固然，这些方法可能是他自己创造的，也可能是他根据情况采用的，可是只要它们是以军队和武器的一般特性为根据的，它们也可以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但是，如用机器制造东西那样，总是按照同一方法来决定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却是应坚决反对的。

　　可是，只要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理论，而且对作战的研究还不够完善，职位较高的人有时也不得不破例地使用方法主义，原因在于有些职位较高的人不可能通过专门的研究和上层社会的生活来提高自己。他们在那些不切实际却又充满矛盾的理论和批判面前束手无策，他们的常识无法接受这些东西，除了依靠经验以外，他们就没有其他办法了。所以，在必须和可以单独地自由处理问题的场合，他们也喜欢运用从经验中得来的方法，也即模仿最高统帅所特有的行动方式，这样，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方法主义。腓特烈大帝的将军们老是采用所谓斜形战斗队形，法国革命时代的将军们常采用绵长战线的包围战法，而拿破仑手下的将领们则经常集中大量兵力进行血战，从这些办法的反复运用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一套袭用的方法。可见，高级指挥官也可能仿效别人的方法。假如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理论，而且有助于提高那些力图上进的人们的智力和判断力，有助于研究作战方法，那么模仿方法的范围就不至于这样大，而那些被看作是不可缺少的方法，至少会是理论本身的产物，而非单纯仿效的结果。一个伟大的统帅无论把事情办得多么高明，他办事的方法中总有一些主观的东西，假如他有一种特定的作风，那么这种作风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个性，但模仿他的将领们在个性上不会常常同他相同。

　　可是，在作战方法中要完全抛弃这种主观的方法主义或作风，也是既不可能又不正确的。相反地，应当把主观的方法主义看作是战争的总的特性对许多个别现象所起的影响的一种表现。理论还没有预见和研究这种影响时，就只能靠方法主义。革命战争有它特殊的打法，这不是十分自然的吗？但哪一种理论能事先把它的特点包括进去呢？令人遗憾的是，一定情况下产生的方法非常容易过时，由于情况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而方法本身却没有改变。理论应当通过明确而合理的批判去防止使用这种过时的方法。１８０６年，普鲁士的某些将军们，比如路易亲王在扎耳费耳特，陶恩青在耶纳附近的多伦山，格腊韦尔特在卡佩伦多夫前面和吕歇尔在卡佩伦多夫，都是因为袭用了腓特烈大帝的斜形战斗队形而全军覆没，以致霍亨洛黑的军队遭遇到了史无前例的惨败。这不仅因为这种方法已经过时，并且还因为在那时方法主义已使智力极为贫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