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战争看作是相互消灭的行为，那么，就必定认为，双方一般来说都是在前进的。可是也同样必然认为，就某一时刻来说，只有一方在前进，而另一方肯定在等待。因为双方的情况决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或者不可能是永远相同的，情况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因而当前这个时刻对这一方就会比对另一方有利。如果双方统帅都完全了解这一点，那么，一方前进的依据同时也成为另一方等待的依据。因此，在同一个时刻双方不会都感到等待有利也不会都感到前进有利。在这里，双方不可能同时持有同样目的的原因不是一般的两极性，而是双方统帅下定决心的根据其实是同一个情况，即情况改善还是恶化的可能性。

　　即使双方的情况完全相同，或者由于统帅对敌方情况了解不够，误认为情况是完全相同的，因为双方的政治目的是不同的，仍然不可能产生间歇。从政治上看，双方必定有一方是进攻者，双方的企图假如都是防守，那就不会发生战争了。进攻的一方抱有积极的目的，防御的一方只有消极的目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积极的目的，进攻的一方必定采取积极的行动。因此，即使双方的情况完全相同，积极的目的也会促使进攻的一方采取行动。

　　根据这种想法，军事行动中的间歇严格说来是同战争的性质相矛盾的，因为两支军队是两个敌对的因素，任何一方必定在不停止地消灭对方，水和火永远不能相容，不到一方完全消失，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决不会停止。但，我们对两个摔跤者长久地扭在一起僵持不动的现象又怎样解释呢？军事行动本来应该一刻不停地进行，象上紧发条的钟表一刻不停地运动一样。但是，不管战争的性质多么暴烈，它总还受人的弱点的限制，人们一方面追求危险和制造危险，同时却又害怕危险，战争中有这种矛盾，人们不会感到惊讶的。

　　假若我们浏览一下战史，常常可以看到同上述情况相反的现象，在战争中为了达到目标并不总是不停顿地前进，间歇和停顿是军队的基本状态，前进却是例外。这差不多使我们怀疑上述观点的正确性。但是，虽然战史上的大量事实所证明的是这样，最近的一系列事件却恰好证明了我们前面的观点。革命战争充分表明了这个观点的现实性，也充分证明它的必然性。在革命战争中，尤其是在拿破仑的各次战局中，战争的进行达到了最大地发挥力量的程度，我们认为这是暴力的自然规律。这样看来，战争达到这种程度是可能的，既然是可能的，那也就是必然的。

　　其实，如果不是为了前进，在战争中付出许多力量又怎样解释呢？面包师只是为了要烤面包才烧热炉子；人们只是为了要用车才把马套在车上。假如除了使对方付出同样大的力量之外不想得到任何其他东西，那又为何要作如此巨大的努力呢？

　　关于这个原则的总的方面，我们就谈这么多，现在再来说它在现实中的变化，固然，这里只是指事物性质决定的变化，并不是指一些具体情况所引起的变化。

　　在此必须指出引起变化的三个原因，它们是内在的牵制力量，能阻止战争这个钟表无休止地走下去或者走得太快。

　　第一个原因是人本性中的优柔寡断和怯懦。它使行动具有经常趋于停顿的倾向，因而是一种抑制因素，它是精神世界中的重力，但不是由引力引起的，而是由斥力引起的，即是由害怕危险和害怕负责引起的。

　　在战争的烈火中，普通人会显得很笨重，因此要持续不断地运动，就得有更强大的动力不断地推动他。仅仅有战争目的还不足以克服这种重力，假如没有来自上级的巨大责任的压力，没有善战和敢作敢为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战争中就象鱼在水中一样适得其所）作为主宰，那么停顿就会变为常事，前进就会成为例外。

　　第二个原因是人的认识和判断都是不完善的。这在战争中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显得更突出，因为人们很难每时每刻都很准确地了解自己的情况，至于敌人的情况，由于是隐蔽的，因此只能根据不多的材料加以推测。因此，往往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实际上等待只对一方比较有利，但双方却都以为对自己有利。就象我们在第二篇第五章中讲过的那样，每一方都认为等待另一个时刻是很明智的。

　　第三个原因是防御比较强有力。它象钟表里的制动装置一样，能使行动时时停顿下来。甲方可能觉得力量太弱而不能进攻乙方，但不能因而作出结论说，乙方就有足够的力量进攻甲方。防御能够增强力量，所以，如果一方不进行防御而采取进攻，那么他不但会失去这种力量，反而会把它转移给对方。形象地说，就是ａ＋ｂ和ａ－ｂ的差等于２ｂ。所以，双方不仅同时都会觉得无力进攻，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

　　这样，人们就为对巨大危险的害怕和谨慎小心在军事艺术中找到了立足点，证实它们是合理的，从而抑制战争所固有的强烈性。

　　但，这些原因还不足以说明，为何在过去那些不是重大利害冲突引起的战争中会有长时间的间停，在这些战争中，十分之九的时间是在无所作为中度过的。这种现象主要是一方的要求和另一方的状况和情绪对战争的影响而引起的，有关这一点我们在论战争的性质和目的那一章中已经谈过了。

　　这一切可能产生很巨大的影响，致使战争成为不伦不类的东西。这样的战争往往只是一种武装监视，或只是使自己先处于稍微有利的地位而后见机行事的一种缓和的行动，或者只是为了支持谈判而摆出的威胁的姿态，或者只是勉强履行并非出于自愿的同盟义务。

　　在所有这些场合，利害冲突不大，敌对因素不强，每一方都不想对对方采取过分的举动，也都不十分害怕对方，简言之，没有很大的利害关系逼迫和驱使他们行动。在这种情形下，双方政府下的赌注不会很大，因而就出现了这种温和的战争，而真正的战争所具有的仇恨情绪受到了拘缚。

　　战争越是这样不伦不类，偶然性就越多，必然性就越少，建立理论就越缺乏必需的根据和基础。

　　但，即使在这样的战争中，才智也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且同在其他战争中比较起来，它的表现形式也许更为多种多样，它的活动范围可能更为广泛，就象赌金币的赌博变成了小买卖一样。在这儿，作战的时间都花费在即半真半假的前哨战，没有任何效果的长时间的部署，以及被后人称颂为大有学问的布阵（之所以被称颂为大有学问，因为这样做的一些微小原因已经不得而知，而一般人又无法想象出来。）和装模作样的小行动上。恰恰就在这里，某些理论家发现了真正的军事艺术，他们从古代战争中运用的虚刺。防刺。防右下刺和防左上刺中找到了一切理论研究的对象，发现智力比物质重要。他们以为最近几次战争是野蛮的搏斗，是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只能看作是向野蛮时代的退步。这种观点象它论及的对象一样，是毫无价值的。在缺乏巨大的力量和伟大的激情的地方，小聪明自然就容易发挥作用。但，指挥庞大的军队作战，象在狂风骇浪中掌舵一样，岂不是一种更高的智力活动吗？上述的击剑术式的作战方法就不包括在真正的作战方法之内吗？难道前者与后者的关系不象人在船上的运动和船本身的运动的关系一样吗？其实，这种击剑术式的作战方法只能在对方并不强于我方的条件下才能采用。但是，难道我们可以知道这种条件能保持多久吗？难道腓特烈大帝不是用相似的方式使安于老一套战争习惯的奥地利人大吃一惊，并摇撼了奥地利王朝吗？难道法国革命不是正在我们幻想旧式作战方法稳妥可靠的时候袭击了我们，把我们从夏龙赶到莫斯科的吗？在对付一个只受内在力量限制而不受其他任何法则约束的野蛮的敌人时，一个政府假如采取不坚决的政策，运用墨守成规的军事艺术，那就太可怜了！此时，行动和努力上的任何松懈都会增强敌人的力量。一个击剑运动员用他那套架势去摔跤是不那么容易的，常常只要被轻轻地一推，就会摔倒在地上。

　　从上述所有的原因中能看出，一次战局中的军事行动是有间歇的，不是连续不断的；因此，在各次流血行动之间总有一个双方都处于守势而互相观望的时期；但通常，抱有较高目的的一方主要采取进攻的原则，它处于前进的状态，因而它的观望态度是略有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