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气

南北朝:刘勰

  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己而作,岂虚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

  夫三皇辞质,心绝于道华;帝世始文,言贵于敷奏。三代春秋,虽沿世弥缛,并适分胸臆,非牵课才外也。战代技诈,攻奇饰说,汉世迄今,辞务日新,争光鬻采,虑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浇辞,文质悬乎千载;率志以方竭情,劳逸差于万里。古人所以馀裕,后进所以莫遑也。

  凡童少鉴浅而志盛,长艾识坚而气衰,志盛者思锐以胜劳,气衰者虑密以伤神,斯实中人之常资,岁时之大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无涯;或惭凫企鹤,沥辞镌思。于是精气内销,有似尾闾之波;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盛疾,亦可推矣。

  至如仲任置砚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

  夫学业在勤,故有锥股自厉;志于文也,则有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若销铄精胆,蹙迫和气,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

  且夫思有利钝,时有通塞,沐则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黩。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馀于文勇,使刃发如新,腠理无滞,虽非胎息之万术,斯亦卫气之一方也。

  赞曰∶

  纷哉万象,劳矣千想。玄神宜宝,素气资养。

  水停以鉴,火静而朗。无扰文虑,郁此精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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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养气》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二篇,论述保持旺盛的创作精神问题。所谓“神疲而气衰”。本篇所讲的“气”,是和人的精神密不可分的,所以常常“神”、“气”并称。其主要区别在于:“气”是人体所具有的内在因素,精神则是“气”的外在表现。因此,在本篇具体论述中,或称“气”,或称“神”,或称“精气”等,大都是措辞上的变化,并无实质区别。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养气谓爱精自保,与《风骨》篇所云诸‘气’不同。此篇之作,所以补《神思》篇之未备,而求文思常利之术也。”文思的通塞,的确和作者精神的盛衰有关,但《神思》和《养气》两篇所论,也有其各不相同的旨意。

  本篇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两个方面说明养气的必要:首先就一般规律来说,人的性情不允许“钻砺过分”;其次以实际创作来印证,古今作者劳逸不同,因而作品的优劣大异。第二部分论神伤气衰的危害。人的智慧和精力是有一定限度的,操之过急,煎熬过度,就势将“成疾”,以致“伤命”。第三部分根据文学创作的特点讲“卫气之方”。刘勰认为,在掌握学识上,勤学苦练是应该的,但文学创作的特点是抒发情志,它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活动,如果不遵循志之所至、情之所生的特点,而强逼它,损伤它,搅得头昏脑胀,就难以“理融而情畅”,写出好的作品来。
  至于“卫气之方”,本篇提到的“清和其气”、“烦而即舍”、“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等,只是些一般的、消极的方法。对人的生理性能来说,适度的劳逸结合是完全必要的,但要使作者精神饱满,思绪畅通,有充沛的创作活力,就显然是仅靠保养精神,或“逍遥”、“谈笑”之类所不可能的。本篇是只就“养气”这个侧面而论,孤立起来,不仅意义不大,如果过分看重“伤神”、“伤命”之类,甚至是有害的。积极地养气,不应只是保养,而要培养加强;不仅要从生理上考虑,还要从精神上考虑。这就要结合《神思》、《体性》、《情采》、《事类》、《物色》等篇的有关论述,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

  (一)
  从前王充进行著作,曾写《养性》十六篇,是经过自己的验证而写的,怎能是凭空编造的呢!人的耳、目、口、鼻,是为生命服务的;心思、言辞,则是精神的运用。顺着情感的发展而自然谐和,就能思理融和而情绪顺畅;如果钻研过度,就精神疲乏而元气衰损:这就是性情的一般原理。上古三皇时期,言辞朴质,还没有丝毫追求华丽的思想。唐虞之世的言辞,开始有了文采,仍以敷陈上奏为贵。从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时期,虽然一代比一代文采增多,都是随作者个人的心意表达出来,而不是于作者才性之外去强求。战国时期的著述,繁杂而不真实,作者大都追求奇特以文饰自己的学说。从汉代到现在,文辞写作一天比一天新奇,争妍斗丽,炫耀文采,已是绞尽脑汁的了。所以,淳厚的作品和浇薄的文辞相较,其华丽和质朴的不同相差千年;随顺情志的创作和绞尽脑汁的创作相比,其劳神苦思和轻松愉快的不同,更是相去万里:古代作者其所以从容不迫,后代作家之所以忙个不停,就是这个原因。

  (二)
  大凡青少年认识不深而志气旺盛,老年人则认识力强而气血衰弱;志气旺盛的人,思考敏锐而经得起劳累,气血衰弱的人,思考周密却损伤精神:这是一般人的资质,不同年龄的人的大概情况。至于人的才分,都有一定的限度,而智力的运用却是无边无际的;有的就像不满于鸭腿之短,而羡慕鹤腿之长,在写作中一字一字地挖空心思:于是精气消损于内,有如海水永不停止地外泄;神思损伤于外,像牛山上的草木被砍得精光。过分的惊惧紧张必将造成疾病,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王充在门窗墙柱上放满笔墨以进行著作,曹褒在走路睡觉时都抱着纸笔而专心于礼仪,既累月不断地苦思,又整天不停地煎熬:所以曹操曾担心过分操劳会伤害性命,陆云曾感叹过分用心使精神困乏,都不是没有根据的空话。

  (三)
  在掌握学问上,是应该勤劳的,所以苏秦在读书困倦时,曾用锥子刺股以鞭策自己。至于文学创作,是要抒发作者郁闷的情怀,因此应该从容不迫地随顺着情感,舒缓沉着地适应时机。如果大量消耗精神,过分逼迫人的和气,拿着纸张驱赶自己的年龄,挥动笔杆砍伐自己的生命,这岂是圣贤的本意,写作的正理呢!何况作者的文思有敏锐和迟钝之别,写作的时机有畅通或阻塞之异;人在洗头的时候,心脏的位置有了变动,这时考虑问题还可能违反常理;当人的精神已经昏乱不清时,继续思考就必然更加糊涂。因此,从事文学创作务必适时休息,保持心情清静和谐,神气调和通畅;运思过烦就停止,不要使思路受到阻塞。意有所得便心情舒畅地写下去,想写的事理隐伏不明,就放下笔墨停止写作。在自由自在中解除劳累,用说说笑笑来医治疲倦,就能经常轻松愉快地显露其才华,有使用不完的创作力量。经常保持像新磨出来的锐利刀锋,使全身的气脉畅行无阻,这虽不是保养身心的万全之术,也是养气的一种方法。

  (四)
  总之,天地间万事万物是纷纭复杂的,千百度思考这些现象十分劳神。人的精神应该珍惜,恒常的精气有待保养。停止奔流的水才更为清明,静止不动的火就显得明亮。要不扰乱创作的思虑,就应保持精神爽朗。

参考资料:
1、 佚名.360doc.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824/06/6956316_309480558.shtml
刘勰(约公元465——520),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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