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匾高悬传美名－—名医匾话

民国年间，上海某富商患病，群医束手，以为不治。独有一位中医认为可救，处方数剂，竟告痊愈。富商很感激，出千元求章太炎先生为题一匾，借重以扬其名。太炎手书四字，曰“第三扁鹊”。富商大惑不解，请教于他人，都认为“第三扁鹊” 显含贬义，可能是“第二扁鹊”笔误。富商婉求太炎改写，章氏大发脾气，说：“所书无误，医之誉，无过于此者。彼果为名医，必知其义。”且补署落款“章炳麟”(太炎之名)，以坚其信。富商不得已，将书法制匾奉送。医者收到后，喜出望外，高悬于厅堂。原来《史记》中的扁鹊，姓秦名越人，《史记正义》引《黄帝八十一难序》云：“秦越人与轩辕时扁鹊相类，仍号之为扁鹊”，已经是“第二扁鹊”了，故誉某医为“第三扁鹊”并没有错。章太炎满腹经纶，焉能不知此等学问。此是一段趣话，借此谈谈有关名医与匾额的故事。
匾，或称匾额，是为题有颂扬或命名内容文字的横额，-般挂在厅堂或门亭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颇具特色的一种形式。说起来，扁额与名医常常有着不解之缘。医生治好了病，尤其是大病重病，患者为表谢意，最隆重者莫过于送一块金字牌匾了，古来如此。“妙手回春”、“ 悬壶济世”、“杏林春暖”等等匾额，着实可令厅堂蓬壁生辉。如果牌匾出自名家或权贵之手，其份量自然非同一般，常常寓含着一段历史，彰扬着医者的美名……
龚廷贤(1522～ 1619年)，江西金溪县人，曾任太医院吏目。明万历21年，鲁敬王朱寿曾之妃张氏,患腹胀如鼓,左胁积块刺痛,坐卧不宁,昼夜不寝,痰嗽喘促,饮食不进,诸医罔效。召廷贤诊治,服药百剂，苦楚全消。鲁王大喜，称之为国手，钦赐匾额一方，题曰“医林状元”。是医学史上获得 “状元”荣誉称号的第一位医生。廷贤墓地在今抚州市金溪县，墓碑上刻着“明太医院御医医林状元龚廷贤墓”字样。
1916年，孙中山赴绍兴视察时，陪同前往的胡汉民先生患病，经绍兴名医裘吉生诊治，服药治疗，一剂即愈，孙中山手书“救民疾苦”四字相赠。绍兴文人刘大白也拟了一联相赠：“未必逢凶化，何曾起死回。”横额“集腋成”，合在一起即隐含“裘吉生”三字。1929年，全国中医界奋起反对汪精卫“取缔中医案”，当时会场里和报纸上都悬挂和刊登了孙中山先生的这幅题辞，影响之大，自不待言。
孙中山先生还曾为沪上名医丁甘仁题匾。丁甘仁热心公益事业，济世扶贫，作出许多善举，时人颇有口碑。他在沪南、沪北创办了两所广益中医院，主要为了嘉惠贫困病人。丁氏每诊仅收1角（当时丁氏诊金一般为1、2元），即可免费得药一帖。由于丁氏善举影响，又有多医慷慨解囊，创设了仁济善堂、联义善会等多家施医所，广济大众，流泽无穷。孙中山感其诚德，亲书“博施济众”匾额嘉勉之，其匾即悬于丁氏诊室大厅正中，足以令蓬壁生辉。
张简斋（1880～ 1950年），民国时南京“首席名医”，中医界有“南张北施”之说，即南方的张简斋，北方的施今墨，俱为国手。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题“当世医宗”一匾赠与张简斋，也算实至名归。
1937年七七事变后，云南58、60军北上抗日，云南白药发明者曲焕章满怀爱国热情捐献了3万瓶百宝丹(白药)给抗日将士。李宗仁率40万官兵与日军血战台儿庄，云南白药以其神奇的“止血愈伤”功效救治了无数的抗战儿女，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蒋介石闻知很高兴，挥毫题写了“功效十全”匾额，专门派员到昆明赠给曲焕章。一时间，百宝丹的名声与抗日热潮一起传遍神州大地。云南省督军唐继尧也曾赐匾“药冠南滇”。
1929 年，汪精卫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取缔中医案”，激起全国中医界的愤怒。名医施今墨等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联合各省中医到南京请愿。老天有眼，适值汪精卫的岳母患痢疾，遍请西医，未见少效，行将不起。有人建议请施今墨诊治，汪精卫无奈，同意试试。施今墨凭脉言症，每言必中，汪精卫的岳母心服口服，频频点头称是。处方时施今墨说：“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病危至此，一诊可愈？众人皆疑。孰料仅服数剂，果如施氏所言病愈。老太太要送匾额，施今墨说：“不必送匾了，您只要看看中医能否治好病。”汪精卫这才不得不有所转变，题字送匾“美意延年”（荀子语）给施今墨。美意，乐意也，“美意延年 ”意为无忧患则益寿延年，是常用祝颂语。
给医生送匾当然意味着褒扬感激之意，但是也有例外。范仲淹“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一语，是对为医者的嘉勉，“功同良相”也常作为金匾上赞誉之语。但是如果把良医比作“良将”，那就绝无褒义了。解放前，上海某医可能把某人家眷之病看坏了，或者其他原因，某人送他一块牌匾，上书“功同良将”，这就绝非赞扬了。因为唐·曹松有诗句：“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意谓大将建功立业是以千万士兵的生命作为代价的。所以，谓某医生“功同良将”实乃莫大嘲讽。业医者当时时警戒自己万勿作“良将”之医。
名医能够得到患者赠匾，当然是很荣耀的事。但是凡事都有个限度，如果弄得满墙到处挂匾，如同书画展览，那就有点炫耀之嫌了。很多名医对此颇为不屑，对赠匾看得很轻，显示了一种超然淡泊的气节。比如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汪逢春(1884――1949年)，一生淡泊名利，名其书斋曰“泊庐”，取淡泊明志不求闻达之意。尝曰：“医家之技术如何，病家自有公论，何用自我吹嘘？”“医者以治病救人为目的，唯有恪遵仲景之言，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以充实自身，始能济世活人。联匾等踵事增华之物，不过一宣传品耳，于学问何补哉。”凡有患者赠送匾额者，皆婉言谢绝，不容推却者，亦从不悬挂。另一名医肖龙友（1870～1960年），也与汪先生一样，不尚虚荣。先生德高望重，却从没有所谓名医派头儿。家门口只用一块尺许长、3寸多宽的小木牌，刻着“萧龙友医寓” 5个小字，仅供求医者辨认住址而已。许多被治愈的社会名流赠送匾额，虽然书法、装饰优雅，但一块都不挂墙上。积多了还叫人刨平，用为制作家具的木料，其高风亮节足令世人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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