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入寇，兵至长安城外的便桥。当时代宗皇帝避难到了陕州（河南陕县），满朝文武四出藏匿，六军逃散。唯有裴諝带上考功南曹的印鉴徒步奔赴皇帝行营。庸代宗感叹地说：“疾风知劲草，裴諝果然大堪信任。” 并准备提升他为御史中丞，由于宰相元载的阻挠，拜为河东租庸，盐铁使。

　　永泰元年（765年）春天，关中大旱，斗米值千钱。裴諝入朝奏事，唐代亲一见面就问他全年的收支情况，利润有儿成?裴諝迟迟未予回答。唐代宗又问，裴諝说：“我正在想问题。”问说；“想什么?”答道：“臣自河东至京师，三百里之内，所经之处禾稼全部未能种上，农民们愁苦忧伤，束手无策。本以为陛下体念天下百姓，见臣后必定首先问老百姓的疾苦，哪曾料到却是关心臣为陛下营利几何。孟子说过：‘治国者，仁义而已，何以利为?’所以我未敢马上回答陛下。”唐代宗深为感动，说：“若非你讲，我听不到这样的忠谠之言。”于是改任裴諝为左司郎中，并多次征询他关于政事的意见。由于元载的忌恨，裴諝不久又外调虔州（江西赣县）刺史，历饶（江西鄱阳）、庐（安徽合肥）、亳（安徽亳县）三州刺史，才内稠右金吾将军。

　　唐德宗即位之初，以刑名治天下，满朝文武无不凝神屏息，唯恐越雷池一步，招来灾祸。当时，唐代宗的丧事行将结束，而禁屠杀的命令尚未撤消，尚父郭子仪的家奴却在家宰羊。裴諝依例立即向德宗举报。唐德宗由此认为裴諝不畏强权，对他很有好感。有人不以为然，责问裴諝说：“尚父有功干社稷，难道你连一点小过也不肯庇护他?”裴諝笑道：“这里的奥秘你就不懂了。尚父功高位尊，隆盛无比，新天子初即位，一定以为党附他的人很多，对他心存疑忌。如今他有小错我即举发，恰好证明了尚父并不恃权仗势。这样做，对上我们尽了为臣之道，对下则维护了大臣的安全。这何乐而不为呢?”问者自愧不如。

　　唐德宗为了使民间冤抑上达天听，特地在朝堂之上设置了一个三司合议机构，审决民间狱讼。于是每天朝堂前面，人情汹汹，凡有争辩不服者就来击登闻鼓，应接不暇。裴諝认为这项措施不妥，上奏说：“设置谏鼓、谤木之类，原本是为了洗雪沉冤、延纳直言，如今诡谲狡猾之徒随随便便就来惊动皇帝。所争不过一些细微小事。这样下去，还要各级官吏干什么?”唐德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各类案件又复归于有关机构处理。裴諝考虑到各级执法官员往往舞文弄法，凭一己好恶恩怨，任意轻重量刑定罪，于是就编写了《狱官箴》献上，以起讽劝警戒之用。

　　新唐书和旧唐书都有《裴谞传》。

　　当时裴諝因为母亲故去，正在洛阳家中守孝，叛兵入城之后，就逃到山谷之中隐藏起来。史思明曾经是裴宽的部将，因怀念裴宽旧日的恩德，加之早已闻知裴谓的名声，于是派出骑兵四处搜寻，找到之后，高兴得连呼“郎君”，立即授以伪职御史中丞。裴諝虽然迫于无奈，表面接受下来，但他内心却是忠于李唐王朝。所以当安史叛贼在洛阳大肆残害唐室宗亲时，他总是利用职权之便，暗中千方百计予以宽解拖延，使数百人赖以保全性命。为时不久，裴諝了解到叛贼的内部虚实之后，立即起草奏疏向唐朝廷报告。此事不幸败露，史思明愤恨得连声责骂，几乎要把他杀死，裴諝始终不为所动。所以当安史叛乱被平定之后，唐朝廷为表彰他的忠诚，特地提升他为太子中允，并很快地又迁考功郎中，多次被唐肃宗设宴召见。

　　裴諝后来因事受到牵连，被贬为阆州（四川阆中）司马，但不久即召还为太子右庶子，后历兵部侍郎，至河南尹、东都副留守。裴諝因先祖曾有四代都曾担任过这个职务，所以上任后，一直不肯坐在主位上处理公务，他以宽厚和易著称。贞元九年十一月，以疾终，年七十五，赠礼部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