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根据以上史料，牛僧孺的籍贯因其祖上，当是昔之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县。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陇西人”的说法呢？下面试论之。

祖上人士

　　牛弘死于公元607年，牛僧孺生于公元779年，其间170年。如果都从生年算，那么他们相差达236年。这样，僧孺当是牛弘的数代后孙。牛氏居官在外，接连数代，对其籍贯，世人误以枝为本也是可能的。宋代计有功编辑的《唐诗纪事》在介绍唐僖宗乾符五年（公元878年）进士牛峤时说：“峤，字公卿，一字延峰，陇西人。自云僧孺之后。”清张思宕、宗棣所辑《词林纪事》也说牛峤是“唐宰相僧孺之后。”《旧唐书》记载，僧孺有个孙子叫牛峤，官至尚书郎。唐玄宗时代，有个叫牛仙客的，初为县小吏，当过陇西营田使，迁洮州司马、河西节度使，曾驻军过临洮，后来做到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爵，封陇西县公。他父亲叫牛意仁，本没有做什么大官，因其子贵，唐玄宗时代的张九龄曾给他题过墓志铭，说牛意仁族祖是“奇章公隋宗臣”（《灵台县志》），这说明牛意仁、牛仙客也是牛弘之后牛僧孺的族祖了。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牛僧孺的祖系还可以追溯到汉代。其族祖牛邯，当过汉护羌校尉，曾在陇西住过；另一族祖牛崇还当过陇西主簿。如此，说牛僧孺是陇西人，是否因牛邯、牛崇、牛仙客、牛峤的官封、居处和记述而错以枝为本呢？

文献记载

　　但是，牛僧孺的族祖在汉代就住在鹑觚。张九龄说：牛崇他们“因官安定，爰处鹑觚为郡人。”牛意仁在“开元六年（公元718年），随子（仙客）西征，就养终侧伏羌官舍（一说秦州官舍），时年七十有六。冬十一月归葬北原……逸人之墓，今同郡邸。”《灵台县志》上说“归葬鹑觚，墓在县南夷平乡。”如果说牛意仁的族祖不是灵台（鹑觚）人，那么，他死在秦州（天水）为何要“归葬北原”（灵台）呢？皇帝为什么要赠其持节泽州诸军事泾州刺史的封号？（时，灵台属泾州）。宋代《太平寰宇记》记载牛仙客的祖墓在灵台县城南一里蒲川水西。《资治通鉴·唐纪三十》）说“牛仙客，泾州人。”《唐纪二十九》说：“仙客本鹑觚小吏。”这说明牛意仁、牛仙客祖系也是灵台。《灵台县志》还记载了牛僧孺的墓在县南三十里处与牛弘墓在一起。其墓冢在今灵台县新开乡的牛村，为甘肃省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别墅

　　除此之外，关于牛僧孺的文物传说，还有一处他的别墅。其故址在县城南里许离山下的南寺洼。据《灵台县志》记载，当初院中青竹翠柏，有一棵杏树还是牛僧孺亲手栽的。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灵台县令张齐圣在《至定寺碑记》中说：“去郭里许，有山巍然，曰离山。山之下，水环之，曰达溪夹岸……沿溪而上曰至定寺。寺创自唐，考之志书，为牛僧别墅。庭有银杏一株，老干虬枝，广阴数丈，为僧孺手植。”清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灵台县令苏履吉诗云：“南望离山簇晓烟，牛家别墅仰前贤。庭培老树流芳远，郡袭奇章继绪绵。父子天伦能悟主，诗书世业冀承先。于今梵刹仍居址，栋宇巍峨代几迁。”大概清末银杏已被砍掉了，房屋破败失修，所以廪生张明新有诗一首写到：“古刹何年结构成，宫留瓦砾尚纵横。院无银杏风光减，地少俗尘眼界清。绿树阴遮闻磬处，青苔痕杳步虚声。我来先看残碑字，为爰烟霞每独行。”

子嗣

　　关于牛僧孺的子嗣，史书记载极简，据《唐书》说，牛僧孺有两个儿子也做了大官。一个叫太蔚，大和九年进士，官至尚书左仆射；一个叫丛，开成二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客死太原。孙，牛徽（蔚子），咸通八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病卒于樊川别墅（在今陕西长安）；孙，牛循（蔚子），官给事中；孙，牛峤（丛子），位至尚书郎。重孙牛希济，仕蜀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像牛氏这样的书香世家在封建社会一般是不会寂寞的。但牛僧孺后，灵台地区却再没有什么关于牛家的传说，可见牛氏居官者大都在外地落户、发展了。不过今县内新开乡尚有“牛村”之名，并多牛姓者，且有牛氏家谱，牛弘、牛僧孺等具列谱中，这是否也可以做为牛僧孺族系的一个佐证呢？

　　牛僧孺（779～847）唐穆宗、文宗时宰相。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在著名的牛李党争中，是牛党的领袖。贞元二十一年（805）僧孺登进士第。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与李宗闵、皇甫湜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得高第。三人策文指斥时政，触犯宰相李吉甫。结果，主考官和复审官都被贬谪；僧孺授伊阙尉，在元和朝不得志。后来，僧孺、宗闵与李德裕（吉甫子）等纷争数十年，这次科场案是个起因。

　　穆宗即位，僧孺累迁户部侍郎，因拒绝宣武（今河南开封）节度使韩弘的贿赂，获得穆宗赏识。当时，李吉甫的政敌李逢吉为相，长庆二年（822），逢吉排挤翰林学士李德裕出任浙西（今江苏镇江）观察使，引僧孺为同平章事。四年，敬宗即位，僧孺出任武昌军（今湖北武汉）节度使。文宗大和三年（829），僧孺再次入相，德裕出为郑滑（今河南滑县东）节度使。五年，幽州（今北京）大将杨志诚逐节度使李载义，文宗召宰相商议对策，僧孺认为此事无关大局，主张任命杨忘诚继任节度使，为文宗采纳。同年，吐落维州（今四川汉川西北）守将悉怛谋降唐，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李德裕派兵入驻维州城，并奏陈用兵事宜。僧孺认为唐与吐蕃结盟，不宜违约开衅。文字从僧孺议，命德裕撤退驻兵，送还降将。其实，大和四年吐蕃已违约攻唐，此时，唐已可不受盟约拘束。僧孺对幽州和维州的决策，反映了他一贯妥协反战的思想。文宗后来对维州的处理不免后悔，僧孺也知文宗对他不满，便主动告退，出为淮南（今江苏扬州北）节度使，累迁东都留守、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节度使，唐武宗即位后，李德裕当权，僧孺被罢为太子少师。会昌四年（844），又以交结泽潞（今山西长洽）叛藩的罪名，贬为循州（今广东惠州）长史。宣宗即位后，李党尽被贬滴，大中元年（847），僧孺复原官太子少师。同年卒。

　　唐中叶，鄂州(州治江夏县，在今武汉市武昌区)成为东南贡赋转运中心，地位日显重要。宝历元年(825)，唐敬宗命宰相牛僧孺出任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领鄂、岳、蕲、安、申、光等6州。牛僧孺在鄂6年，裁撤冗员，整肃吏治，减轻民赋，颇有政声。其间，他奏请废沔州，并汉阳、汉川于鄂州，开始将汉阳、江夏纳入同一行政区。江夏县原为土城，牛僧孺分期将其建为砖城，使之北临沙湖，南抵紫阳湖，规模空前宏大，为唐宋时期鄂州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人物生平

　　牛僧孺（779～847），唐穆宗、唐文宗时宰相。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在牛李党争中是牛党的领袖。 《吴中先贤谱》 苏 文 编绘

　　贞元二十一年（805）僧孺登进士第。他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的科场案中，所作策文触犯宰相李吉甫，在元和朝不得志。这次科场案是以后纠葛40余年的牛李党争的起因。

　　穆宗时，牛因拒绝贿赂，获得穆宗赏识。当时，李吉甫的政敌李逢吉为相，长庆二年（822），逢吉排挤李德裕（吉甫子）出任浙西（今江苏镇江)观察使，引僧孺为同平章事。文宗大和三年(829)，僧孺再次入相，德裕出为郑滑（今河南滑县东 ）节度使。

　　五年，吐蕃维州（今四川汶川西北）守将悉怛谋降唐，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李德裕派兵入驻维州城，并奏陈用兵事宜。僧孺认为唐与吐蕃结盟，不宜违约开衅。文宗从僧孺议，命德裕撤退驻兵，送还降将。其实，大和四年吐蕃已违约攻唐，此时，唐已可不受盟约拘束。僧孺对维州的决策，反映了他一贯妥协反战的思想。文宗后来对维州的处理不免后悔，僧孺便主动告退，出为淮南（今江苏扬州北）节度使，累迁东都留守、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节度使。唐武宗即位后，李德裕当权，僧孺被罢为太子少师。

　　会昌四年（844）又以交结泽潞（今山西长治）叛藩的罪名 ，贬为循州（今广东惠州）长史。宣宗即位后，李党尽被贬谪，大中元年（847）僧孺复原官太子少师 。僧孺好文学，著有传奇集《玄怪录》10卷，现仅存辑本一卷。

从政生涯

　　牛僧孺是甘肃灵台的一位历史人物。他既是政界的贵胄。又是文坛的名士。

　　牛僧孺生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卒于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他一生六十九年中经历了德、顺、宪、穆、敬、文、武、宣八个皇帝。这正是唐中期以后走向衰亡的历史时期。这时期，皇帝昏庸，宦官弄权，因此，朝臣与宦官的斗争，朝臣中世家出身的与科举出身的党派斗争，非常尖锐激烈。各派政治集团你上台，他下台，像走马灯似的。朝廷对宰相的更换极为频繁，而一个宰相的更替、贬斥就相应地引起了一大批京官、外任的调换。官宦巨族的斗争，皇帝成为掌权的党派用来打击对方的棍子。其时，政治腐败，藩镇势力乘机发展，社会动乱不安，唐玄宗以前的大唐盛世已经走向末路了。牛僧孺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25岁的牛僧孺高中进士，步入仕林。这使他看到了腐败政治的一些内幕。公元808年，唐宪宗制举贤良方正科特试，牛僧孺正血气方刚，胸怀治国韬略，在策对中毫无顾忌地指陈时政。他的胆略见识深为考官赏识，成绩被列为上等。但是，对朝政的指责却得罪了当时宰相李吉甫，因此遭了“斥退”的打击，久不得叙用。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李吉甫死后，牛僧孺才得重用，被提拔做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

　　公元820年，唐宪宗被宦官所杀，穆宗即位后，牛僧孺改任御史中丞，专管弹劾（检举官吏过失）之事。这时，他精神大振，按治冤狱，执法不阿。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宿州刺史李直臣贪赃枉法，其罪当诛。李直臣贿赂宦官为他说情，穆宗皇帝也当面对牛僧孺言明“欲贷其法”（李容李直臣）。牛僧孺据理雄辩，强调应坚持国家法制。穆宗被牛僧孺的正确论述所动，“嘉其守法，面赐金紫”，加官同平章事。[2]

　　牛僧孺为官比较正派，他不受贿赂，在当时很有好名。《唐书》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土族韩弘入朝为官时，其子曾厚赂宦官朝贵。韩弘父子死后，皇帝派人帮助其幼孙清理财产时，发现宅簿上“具有纳赂之所”，至僧孺名下，独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钱千万，不纳。”（《新唐书》）穆宗看了这批语大受感动，在议论宰相的时候，“首可僧孺之名”。

　　唐穆宗长庆元年以后，西部民族吐蕃又派使者与唐朝会盟，约定双方各守现管本界，不相侵犯，并把盟约刻石立碑，表示亲善。唐文宗大和六年（公元832年），吐蕃遣使者论董勃义入朝修好。这时，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说，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要献城投唐，并建议乘机出兵以图大事。文宗把李德裕的奏章下尚书省讨论。牛僧孺上奏章驳斥李德裕所议，强调“中国御戎，守信为上”，若“一朝失信”，将会带来严重后果。他的意见得到皇帝采纳。

　　史学家岑仲勉就归还维州对牛僧孺有异议。他评论说，大中三年（849年），正牛党执政时期，离归还维州仅仅18年，而这次吐蕃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投，急诏令尽力收复。为何此次便不再“守信为上”？李德裕要收复维州时，牛党说“维州缓而关中急”，此时怎么来个180度大转变？！收复维州，作用与谋通南诏制衡吐蕃相同，正是釜底抽薪，围魏救赵。不收维州，则剑南节度所控制的西山八国蕃落，都被割断，藩篱尽失，李德裕数年苦心孤诣，经营剑南边疆，刚有好转，牛僧孺几句话便让他所有的努力化为泡影，李德裕怎么能不恨牛僧孺。归还维州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断绝了外族内附之心——来投靠也让你给遣送回去给宰了！谁还敢叛族内附？后来文宗意识到这一点，对牛僧孺相当不满。综上所述，牛让李归还维州纯粹因私怨，以私害公。

文学名士

　　牛僧孺好学博闻，青年时代就有文名。他和当时著名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常往来唱和，这在《唐诗纪事》中见到他的一些轶事和诗作。在文学上，他突出的是写了卷帙浩繁的《玄怪录》传奇十卷。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造传奇之文，荟萃于一集者，唐代多有，而煊赫者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据学者论，牛僧孺的《玄怪录》已佚，现仅可从《太平广记》之中看到引篇。就此而论，虽然他的传奇多写怪异奇幻，在现实意义和艺术性上不如蒋防的《霍小玉传》、元稹的《莺莺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白行简的《李娃传》、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记》、杨巨源的《红线传》等。但如他的《韦协律兄》《崔书生》等，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很高的艺术价值。

　　牛僧孺，官至宰辅，死赠太尉，谥曰文简，在唐代历史上是个有名人物。但是，对他的祖籍，历来学者说法不一。鲁迅先生说：“僧孺字思黯，本陇西狄道人。”（《中国小说史略》）张友鹤教授也说是陇西狄道人（见1979年版《唐宋传奇选注》）。还有1979年3月号《甘肃文艺》上穆青同志的《甘肃古代著名作家及其代表作考略》也是这个观点。（按：“陇西狄道”即今甘肃临洮县。）

　　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说：“牛僧孺，（唐）鹑觚人。”鹑觚，今甘肃灵台县，鹑觚县城故址在县东南三十里的邵寨镇。传说秦大将蒙恬驻兵于此，太子扶苏监军。筑城时，有鹑鸟立于祭觚之上，以为异，遂号鹑觚，旋设县焉。其城隋大业元年移建于今县治所，秦属北地郡，汉、隋、唐属安定、泾州。

籍贯问题

　　关于牛僧孺的籍贯，新旧《唐书》都无明言。但是两《唐书》提到了他的祖系，都说是“隋仆射奇章公弘之后裔。”考《隋书·牛弘传》：“牛弘，字里仁，安定鹑觚人也。”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从幸江都（今江苏扬州），其年十一月，卒于江都郡，时年六十六。帝伤惜之，赐赠甚厚，归葬安定，赠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曰宪。”（《隋书》1309页）页这段记载清楚地说明牛弘是灵台人，并葬于安定郡内。《灵台县志》记载，牛弘墓在县城三十里。明代巡按薛刚有诗为证：“史节径行阴密城，城临古墓表牛弘。当年不责醉中过，今日能垂身后名。入土刚肠虽已朽，根天友爱祗如生。纷纷振臂为仇者，过此方知有弟兄。”（注：阴密城，因灵台县境在商代为密须国，故城在今县西五十里的百里乡古城村，周为密国，汉代曾改置阴密县。）

　　牛僧孺与白居易有着深厚的友情，两人经常一起品石作文，其乐融融。

　　牛僧孺经常同白居易坐石论道。牛僧孺坦言：“尝与公迫观熟察，相顾而言，岂造物者有意于其间乎？将胚浑凝结，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变已来，不知几千万年，或委海隅，或沦湖底，高者仅数仞，重者殆千钧，一旦不鞭而来，无胫而至，争奇骋怪。”为了纪念二人的友情和记载牛僧孺的爱石情愫，白居易特于会昌三年(843)五月题写了著名的《太湖石记》，简明而深刻地阐述了有关藏石赏石方面的理论与方法，从而提升了牛僧孺在古代石坛上的影响。鉴于牛僧孺藏石甚多，且多佳作，抽象具象均有，形神兼备，独树一帜，牛僧孺因而被白居易视为唐代的藏石大家。白居易为牛僧孺题写的《太湖石记》，更成为千古名文，为世人所传颂。兹将原文抄录于此，以飨读者：

　　古之达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书，稽中散嗜琴，靖节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无文、无声、无臭、无味，与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众皆怪之，吾独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约有言云，苟适吾意，其用则多。诚哉斯言，适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厘河雒，治家无珍产，奉身无长物。惟东城置一第，南郭营一墅。精葺宫宇，慎择宾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徙，游息之时，与石为伍，石有聚族，太湖为甲，罗浮、天竺之石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镇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钩深致远，献瑰纳奇，四五年间，累累而至。公于此物独不谦让，东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状非一。有盘拗秀出如灵邱鲜云者，有端俨挺立如真官吏人者，有缜润削成如珪瓒者，有廉棱锐刿和剑戟者。又有如虬如凤，若跬若动，将翔将踊；如鬼如兽，若行若骤，将攫将斗。风烈雨晦之夕，洞穴开皑，若欲云□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烟消影丽之旦，岩壑□□，若拂岚扑黛，蔼蔼然可狎而玩之者。昏晓之交，名状不可。撮而要言，则三山五岳，百洞千壑，□缕簇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为公适意之用也。会昌三年(843)五月丁丑记。《太湖石记》，是中国赏石文化史上第一篇赏石名作。在为牛僧孺题写的这篇名作中，白居易提出了“石无文无声，无臭无味”及“古之达人，皆有所嗜……诚哉是言，适意而已”的观点；提出了“石有族，聚太湖为甲，罗浮天竺之徒次焉”的石种选择标准；这篇名作，还向后人传达了牛僧儒痴迷太湖石“东弟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的藏石盛况和“公于此物，独不谦让……待之如宾友，视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的爱石情结。更重要的是，文中所提到的“石有大小，其数四等，从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阴，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的这种对赏石分等论级的品评方法，并为后来者所效仿。

　　牛僧孺在洛阳城东和城南分别购置了一所宅邸和别墅，他“治家无珍产，奉身无长物”，“游息之时，与石为伍”。牛僧孺在各地任职的朋友同好都知道他有石癖，便千方百计搜奇献瑰，“公于此物独不廉让，东第、南墅，列而致之……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视缕簇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牛僧孺所爱蓄藏之奇石，多半是出自苏州太湖的太湖石。一次，他在苏州任地方官的朋友李某辗转搞来几座“奇状绝伦”的太湖石峰，“池塘初展见，金玉身凡轻。侧眩魂犹悚，周观意渐平。似逢三益友，如对十年兄。旺兴添魔力，消烦破宿酲。”牛僧孺激赏之余，写成一首40句的五言长诗，寄奉同好白居易和刘禹锡，白、刘二人前往观瞻后，也大为称奇，各自奉和了一首，白居易称赞其“在世为尤物，如人负逸才”，自叹虽曾为苏州刺史，却无缘得此奇石，“共嗟无此分，虚管太湖来”。刘禹锡在诗中也提到：“有获人争贺，欢遥众共听。一州惊阅宝，千里远扬舲。”读来令人想见其风采。牛僧孺在邸墅中罗致了大量的太湖石峰，朝夕相对，如坐春风，“待之如宾友，亲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并把太湖石峰从大到小分为甲乙丙丁四类，每类分别品评为上中下三等，刻于石表，如“牛氏石甲之上”之类，这便开了唐末宋初品石之风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