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炎

杨炎(727年-781年),字公南,凤翔府天兴县人(今陕西凤翔县),中国唐朝中期的政治家,两税法的创造和推行者。

生平

  杨炎(727—781),唐代大臣,财政改革家。生于唐玄宗开元十五年,卒于德宗建中二年,年五十五岁。美须眉,峻风寓,文藻雄丽,豪爽尚气。父丧庐墓,号慕不废声。河西节度使吕崇辟掌书记。德宗时,累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作两税法,一变租庸调旧制。当时便之。初炎矫饬志节,颇得名。后党元载,坐贬。及得政,睚眦必仇,果于用私。以刘晏劾载及己,贬晏忠州,诬而杀之。及罢相,为卢杞所构,赐死。后诏复官,谥平厉。炎著有文集十卷,制集十卷,《新唐书艺文志》系苏弁所编,并行于世。

  他在唐德宗时任宰相约两年,在财政方面进行了重要改革。唐中央财赋,本储存太府寺所属的左藏库。安史之乱后,移贮宫廷的大盈内库,由宦官掌管。宦官中饱私囊,账目混乱,不可究诸。杨炎入相后,首先提出国家祖赋不能变成皇帝私产,建议把大盈内库财赋仍拨归有关部门管理。德宗采纳了他的建议,恢复了安史之乱前国家公赋予皇帝私藏分管的制度,维护了国家公赋收支独立的原则。建中元年(780年),他建议废除租庸调制,创立并推行了两税法,为后代所沿用,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一大改革。

  他提出与西周以后的“量入为出”原则相对立的“量出为入”的财政概念,主张“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并主张“人无丁(丁男)、中(中男),以贫富为差”,作为两税法的课税基础,抛弃了唐代原来以人丁为征课标准的租庸调制,以土地、业产等财富的多寡,按每户的贫富差别进行课征。这使得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计资而税的两税法代替西晋以来计丁而税的制度,是一项带有划时代意义的措施,在中国财政思想史上是一个大突破。两税法还采用以钱定税的原则,除谷米外,均按田亩计算货币缴纳,反映了唐代中叶货币经济的发展。两税法大为简化了税制,便利了租税的征收,免去了税吏许多催索的苛扰,不但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而且也减轻了人民负担。

  唐代宗大历时,杨炎官礼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与常衮同掌诏敕的撰写,其文笔受到朝土的赞许;称为“常、杨”。大历九年(774年)杨炎升为吏部侍郎。与当时宰柏元载有戚谊,又受到元载的赏识和提拔。十二年,元载得罪被杀,他也遭到牵连,被贬为道州司马。十四年,唐德宗李适即位,崔佑甫推荐杨炎可以重用,因而从贬所召回,任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建中二年,卢杞入朝为相,杨炎与卢杞不合。同十月,遭卢杞诬陷,被贬为崖州司马。途中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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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炎之死

  杨炎作为一个被贬之官,起用为相后,仅几个月,以自己的政见开导德宗,给予有力的辅佐,很有政绩,一时受到朝廷内外赞誉为“贤相”,寄予很大希望。不久,因崔祐甫患有疾病,不能处理政事,另一宰相乔琳也被免职,使杨炎得以独揽大权。杨炎心胸狭隘,专权不久,便开始专意报恩复仇。杨炎由于对元载感恩戴德,总想有所报答。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他先奏请实施元载生前提出的在原州修筑城堡的规划。德宗就派遣中使询问泾原节度使段秀实此举的利弊。段秀实是一个正直不阿的人,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凡安边却敌之长策,宜缓以计图之,无宜草草兴功也。又春事方作,请待农隙而缉其事。”杨炎听说后大怒,认为段秀实是在遏制自己。于是解除了段秀实节度使的职务,征召为司农卿。任命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让他率军转移到原州驻扎,派遣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朱泚,御史大夫崔宁各统领士兵万人作为他的羽翼,同时下诏命令泾州将士准备筑城工具。泾州将士愤怒地说:“吾属为国家西门之屏,十余年矣。始居邠州,甫营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泾州,披荆榛,立军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属何罪而至此乎!”李怀光为朔方军帅,法令严苛,接连杀死大将,泾州副将刘文喜就利用人们怨恨的心情,拒不接受朝命,上奏疏要求段秀实重新担任主帅,如不用段秀实就请用朱泚为帅,于是朝廷任命朱泚代替李怀光。可是刘文喜又不接受诏命。泾州有强兵二万,刘文喜以此拥兵自守,并请求吐蕃援助,当时天热干旱,人心不安,许多朝臣请求赦免刘文喜,德宗不听,命令朱泚、李怀光等军进攻。幸好泾州别将刘海宾斩杀了刘文喜,否则必然会产生边患。这些都是由于杨炎以个人喜怒撤换主帅所造成的后果。

  杨炎还构陷了著名理财家刘晏的冤案。早先,左仆射刘晏任吏部尚书时,杨炎担任侍郎,二人已有不和。后元载之案,主要由刘晏审理,元载被杀,作为其余党,杨炎也受到连累被贬,因此他对刘晏深加怨恨。德宗即位后,由于刘晏长期掌管财政大权,许多朝臣都很妒忌他,就上奏书说转运使可以罢免,德宗又风闻刘晏秘密上奏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杨炎任宰相后,一心想要为元载报仇,就在德宗面前,流着眼泪说:“刘晏与黎干、刘忠翼同谋,臣为宰相不能讨,罪当万死。”又建议“尚书省,国政之本,比置诸使,分夺其权,今宜复旧”,以便剥夺刘晏的财权。于是德宗罢免了刘晏的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建中元年(780年)初,杨炎又以刘晏奏事不实为由,贬其为忠州刺史。当时司农卿庾准也与刘晏不和,杨炎就任命庾准为荆南节度使。不久,庾准迎合杨炎的意图,诬告忠州刺史刘晏写信给朱泚请求营救,言语多有不满,又诬告刘晏召补州兵,想要抗拒朝命。杨炎作证说明确有其事,德宗信以为真。七月就秘密派遣中使到忠州杀死刘晏,然后下诏赐死。朝野上下都认为刘晏冤枉。

  节度使李正己多次上表朝廷,询问刘晏何罪被杀,讥讽斥责朝廷。杨炎“恐天下以杀刘晏之罪归己”,遂派遣使者前往各镇,将过错推给德宗。德宗知道后,派宦官到李正己那里核实情况,果然如此,自此产生了诛杀杨炎的想法,但当时隐而未发。就提升卢杞为门下侍郎、平章事,改任杨炎为中书侍郎,仍为平章事,但不再专任杨炎了。

  杨炎与卢杞二人同时执政,卢杞相貌丑陋,又无文学才干,杨炎对他很轻视,往往假托有病不和他在一起共事,议事又多有不合,卢杞因此怀恨在心。卢杞为人狡诈,为了发展自己个人的势力,树立自己的威信,对于不依附自己的人必欲置之于死地。于是荐引太常博士裴延令为集贤殿学士作为自己的羽翼,来图谋异己势力。

  梁崇义自代宗即位以来,就据有襄、汉七州之地,拥兵自守。德宗即位后,对他进行招抚,但他态度顽固,抗拒朝命。建中二年(781年)六月,德宗任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统领各军讨伐梁崇义。杨炎劝谏说:“希烈为董秦(即李忠臣)养子,亲任无比,卒逐秦而夺其位。为人狼戾无亲,无功犹倔强不法,使平崇义,何以制之。”杨炎坚持己见,争议再三,德宗不听。在此之前,杨炎回归朝廷时,路经襄、汉,努力劝说梁崇义入朝,梁崇义没有听从,已经图谋反叛。不久,杨炎又派自己的党羽李舟去劝说梁崇义,梁崇义顽固不听,最后终于反叛。议论的人都归罪于杨炎,认为是他促成梁崇义反叛的。此时,杨炎劝德宗不用李希烈,德宗对他更加不满。德宗又曾询问宰相,大臣之中谁可担当大任,卢杞推荐张镒、严郢,而杨炎推荐崔昭、赵惠伯,德宗认为杨炎议论疏阔,于是罢免杨炎宰相之职,为左仆射。过了几天,杨炎入朝谢恩,在延英殿问对后,急弛而归,没有到中书省与卢杞见面,卢杞对杨炎更加怒恨。不久卢杞引荐严郢为御史大夫。以前严郢担任京兆尹时,不依附杨炎,杨炎对他很不满,就指使御史张著弹劾严郢,罢免严郢京兆尹之职为御史中丞。杨炎又提拔了与严郢有矛盾的源休为京兆尹。严郢后来又因犯有度田不实之罪,改任为大理卿,当时人们感到惋惜。此时,卢杞则迎合众人的要求,又利用严郢与杨炎有积怨,故意引荐他为御史大夫。杨炎的儿子杨弘业很不成才,常违法犯禁,又接受别人的贿赂和请托,后严郢审理此案,便不遗余力,并查出了杨炎的其他罪行。

  先前杨炎为修建家庙,就请河南尹赵惠伯为他出卖东都的私宅,赵惠伯就把此宅买来作为官署。严郢审理后,认为赵惠伯是“贵估其宅”,杨炎得到不少余利。卢杞召请大理正田晋处理此案。田晋认为:获取余利,以索取论罪,应该剥夺他的官职。卢杞对这样判处很不满意,就将田晋贬为衡州司马,而召请其他官吏重新议罪,后判为:“监主自盗,罪绞。”此外,又有流言蜚语说:杨炎在曲江南修建的家庙,“此地有王气,炎故取之,必有异图。”德宗听说后更加愤怒,等到台司把审讯结果呈上,下诏三司重加覆按。于是在建中二年(781年)十月下诏宣布:尚书左仆射杨炎凭借他文学才艺多次位居要职,但“不思竭诚,敢为奸蠢,进邪丑正,既伪且坚,党援因依,动涉情故。隳法败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顾于国。”“询其事迹,本末乖谬,蔑恩弃德,负我何深!考状议刑,罪在难宥。”为顾全大局,特加宽宥,贬为崖州司马。诏书下达后,杨炎踏上了流放的路途,途经鬼门关,他似乎已预感到前景不妙,写诗感叹:“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是,生度鬼门关。”在走到离崖州百里的地方,德宗又下诏赐死,终年五十五岁。

  杨炎追随元载,被贬起用为相后从个人恩怨出发,打击报复,并陷害刘晏,引起了人们的不满,遂使卢杞得以施展奸计而罹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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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贡献

革除弊政,倡行两税法

  大历十四年(779年)德宗即位,商议任用宰相,崔祐甫推荐杨炎有文学才干。德宗在东宫为太子时也曾听说过杨炎名声,于是就起用为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他上任不久,就在经济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

  按照旧制,凡天下的钱帛均贮存于“左藏”(国库之一),由太府一年分四季上报数额,由比部(掌核簿籍)核实钱帛的收支情况。第五琦担任度支使、盐铁使时,京城中豪绅很多,索取赏赐不加节制,第五琦无法制止。他就上奏朝廷,请将左藏所贮全部贮藏归大盈内库,由宦官来掌管,皇帝也认为如此取用方便。由此“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窥其多少,国用不能计其赢缩,殆二十年矣”。这样,宦官中掌管内库者有三百多人,他们牢牢地把持着内库。杨炎任宰相后,决心革除积弊,就向德宗奏告说:“夫财赋,邦国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焉。是以前代历选重臣主之,犹惧不集,往往覆败,大计一失,则天下动摇。先朝权制,中人领其职,以五尺宦竖操邦之本,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则无以计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辅,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参校蠹弊,无斯之甚。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经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亏用。如此,然后可以议政。”德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下诏:“凡财赋皆归左藏库,用旧式,每岁于数中量进三五十万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数闻。”杨炎的奏请政见,得以革除弊政,天下的人都很称赞他。

  唐初,征收赋税实行租庸调制,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这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到玄宗末年,户籍制度废弛,居民转移死亡,土地买卖,财产变化,久未调查,也未重新登记造册。这时,均田制已遭到破坏,但征税时,官府不管实际情况,只凭旧户籍向乡里按丁收税。安史之乱后,户口削减,按丁收税已无法实行。至此,租庸调制积弊甚久,“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到至德年间,由于战祸,到处向人民征收赋税,逼迫催促索求,也没有固定标准,官吏巧立名目,随意增加赋税,新旧税接连不断,没有限度。“民富者,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而征收赋税的官吏借机对百姓进行侵夺,百姓无旬无月不在纳税,因不堪忍受而大多逃亡为浮户,留在本地的百姓百无四五。
为了革除税收的弊病,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并解决对藩镇的军事费用,建中元年(780年),杨炎向德宗建议实行“两税法”。具体办法是:“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变,”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可是掌管赋税的官吏反对推行。他们认为租庸调制实行了四百余年,旧制不可轻改。德宗坚信不疑,使之得以贯彻实施。

  两税法的推行,在当时确有其一定的优越性,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旧唐书·杨炎传》称:实行两税法“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两税法与租庸调不同,它“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赋税不合理现象。同时,贵族官僚和商人也要按财产纳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其他理财成就

  杨炎在理财上的成就,除了创行两税法外, 还有两点值得称道: 其一, 他将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分开; 其二, 他在中国财政史上第一个提出“量出制入”原则, 开中国预算制度之先河。杨炎拜相后, 向德宗恳请:“夫赋税邦国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焉。是以前代历选重臣主之,犹惧不集,往往覆败。大计一失, 则天下动摇。先朝权制,中人领其职以五尺宦竖操邦之本,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则无以计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辅,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参校蠹弊,无斯之甚!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经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亏用。如此然后可以议政,惟陛下察焉。”德宗准炎所请,皇室经费与国家政费遂重新分开,在君主政体下,杨炎能够说动皇帝改变主意充分展示了其勇气和智慧。不但博得当时人的称赞,而且为后世树立了好的先例。

  中国古代财政制度,一向遵循量入为出原则,所以在清代以前,中国始终没有产生预算制度。预算制度本质上是量出为入的。杨炎主张“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这里所谓“先度其数”,即是首先确定国家每年各项支出的数额, 然后根据这个数额向人民征收。这样,收支都预先有一定的数额规定,然后按计划进行收支,从而有效防止浮收滥支现象的发生,所谓“量出以制入”,这样做无疑有助于保持收支平衡。虽然他这里提出的“量出制入”只是根据“旧征额数”来确定要征收的税额,做法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预算制度那样完善,但生在八世纪的杨炎开世界各国预算制度的先河实在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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