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嘉靖四年(1525)闰十二月生,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科进士。初授刑部主事,性耿介,不附权贵。嘉靖三十年(1551)调考功。因年少气盛,对虽“阉宦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的腐败朝政深为不满,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九月解考功职,谢病返回兴化。旋即“筑室百花洲上,读书其中。”嘉靖三十三年(1554)正月,宗臣便赴京复职,以谢厚望。旋移吏部文选司,进稽勋员外郎。这时朝政的腐败更为严重;“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权势日张,以至于“诸宗藩请恤乞封,挟取贿赂。”因而“南北给事御史交章论贪污大臣,皆首嵩。”面对朝政的日益腐败,奸党们的恣意横行,他从不畏于权势,而予针锋相对。所以,清代学者王先谦在其《宗子相先生诗集序》盛赞其“有刚正不阿之节。”“方先生为稽勋员外郎,为严嵩所恶。”
嘉靖三十四年(1555)春,当他得知被严嵩排挤出京的“后七子”之一梁有誉病逝的消息后,与王世贞、吴国伦“相与为位,哭泣燕邸中。”同年十月,杨继盛遭受迫害,含冤而死、宗臣不顾风险,敢冒生死,当场解衣覆尸,为之收殓,慰籍忠魂。此一震惊朝野的大冤狱,受牵连者甚众,连“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也因“倡众赙送,忤严嵩,假他事谪江西按察司知事。”宗臣当然也无例外的属于排斥之列了。嘉靖三十六年(1557)八月,终被排挤出为福建提学副使。此间,路过南京,游燕子矶,作《游燕子矶记》,并有“燕子矶头石鳞鳞”等诗篇。
宗臣一到任所,广受百姓爱戴。据近人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七册有云:“臣迁福建提学副使时,移郡邑学宫弟子为约八篇,其第六为谈艺篇。”另据王先谦云:“临郡县,敝衣蔬食,屏绝供张,以躬行范诸生,见百姓疾苦,语谆谆不能休。” 宗臣到了福建的第二年,即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便发生了倭寇犯境之事,当时的情势颇令人发指,明代文学家归有光《备倭事略》有云:“倭寇犯境,百姓被杀死者几千人,流离迁徙,所在村落为之一空。迄今数月,其势益横。”更为可恶的是:“倭寇江南,用赵文华督察军情,大纳贿赂以遗嵩,致寇乱益甚。”不仅外敌猖獗,救援客兵亦甚非为。宗臣行军过汀州,戎马倥偬之际,作《滴水岩记》,并作《西征记》,记述客兵在汀州扰民之情景。记云:“是时,汀守徐君使使来问粤兵状,予报以尺牍,其词曰:‘归自建安则有护军之檄矣,其人咸虎而戟,日夜绳之,仅不掠涂,然亦其涂之人徙其鸡犬孥孺而内之他所,故免。足下幸传檄涂居者,毋纵鸡犬不收,毋不能一时去其孥孺以为护军使者忧也。’”又云:“其所经虽少焚劫,然鸡鸭鱼鳖门屏庐灶萧然矣,出瑞遂益大掠。而予间从舆中问父老,父老辄为予泣曰:‘吾民之苦,客兵甚于盗也。’夫当事者走千里召外击贼,岂不至急民哉,及其至,乃不肯发一矢,徒攫金而归也。”
作为护军使者的宗臣,不仅督察左右,日夜绳之,时尚暑气未消,秋阳又炽,客兵惧热,“不日驰而夜驰”,宗臣不辞劳顿,也“与之共驰,与不鸡鸣不停也。”当倭寇初入,来势甚猛,日益迫近,众皆惊惧不安,而宗臣神色自如。他一再告慰大家:“我在不忧贼也。”在抗击倭寇的战斗中,他虽是文质彬彬的一介书生,这时却俨然昂长七尺,顶天立地,雄姿英发,身先士卒。他把自己的卧榻安置在城楼之上,颇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将帅风度。他始终与士卒与民丁同吃同住同战斗,生死相关,休戚与共。在他的《西门记》一文中此事叙述甚详。《西门记》收入陶王廷所编《说郛续》被列入禁毁书目,故流传极少。今不妨录其一节,使我们对当时的宗臣其人及对这场战斗情况得以了然大概。记云:“戊午四月既望,予至自汀。是时,都御史阮公被逮北去,岛寇直犯闽安,省中人慌急走,而诸大夫日议守城事,遂以予守西门。西门城凡七门,而西门者,芋原、横塘、南台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部勒诸父老子弟守陴,予登陴则悉罢诸所贫者、疾者、孤而懦者,留其壮。与之约曰:‘昼则家,夜则陴,击拆鸣桡而悬火陴外,不如约者以军法从事。’会明日报寇将至,六门咸闭矣,而城外人数十万大呼祈入,予遂日 西门入之。晨起辄坐城上,列健儿数十于门,人诘而入,而牛马鸡豚群群薄吾坐不问也。客有言‘ 门诚善,独奈何不虞奸人哉?’予曰:‘客休矣,予办此矣,即有奸人者,吾任之’。于是为檄召城外百里所蓄薪谷悉徙之城中,不徙者,吾纵乱兵焚之!而壮夫有不肩薪谷而入吾门者,不得入。于是城外薪谷日以万石塞门矣,城外人食城中者不下十万。城守凡五十日,而斗米不增一钱,盖以多故……当是时,兴泉之寇已南,而镇东者尚屯海上,意扬扬甚也。会督府驰至,则檄兵数千连数十大舟刍要击之,寇轻我,辄驾大舟刍逆我,而我兵奋怒,弩驳乱发,乘风大呼,寇舟刍反出其下,遂大肆擒获,馀者沉之海中。捷至,悉罢诸所守陴之卒与外兵入援者,予亦解榻还署。而父老群然别余,泪下沾衣焉。”这时的宗臣也仅仅才有三十四岁。
嘉靖三十九年(1560)春初,宗臣卒于任所。死时,“士民皆哭”。二月,“后七子”之一的王世贞闻宗臣去世的消息后,仿楚辞《九歌》而作《少歌》三章以哀悼。宗臣死后,福建的百姓们便择地而葬,备受爱戴的宗臣之墓矗立在闽赣交界而风景秀美的武夷山上。他生前所穿戴的衣冠,由福州而南京,再由南京至兴化,由他的家人和家乡父老在小南门外百花洲上筑墓埋之,所谓衣冠冢也。此后,百花洲便成为偶来兴化的名人雅士驻足流连,玄歌题咏之处。1980年,在江苏省宝应县黄塍乡发现其墓葬。
小说《水浒传》最初的刻本就是施耐庵后人交由宗臣刻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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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臣为“后七子”之一,王先谦有云:“先生志行,未尝欲以文人名,而后之人颇多称其诗,盖方其年少,才高气锐,落笔辄拔出一时,一二有气力者相与张之,以为吾徒,结社要盟,主持夸异。”《明史》所谓“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他的创作,散文较出色。如《报刘一丈书》,有力地抨击了封建官场的腐败。其文重点描摹了奔走权门的无耻之徒的种种丑态。对他们夤缘钻营、甘言媚词、逢迎拍马的细节,作者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在其《明代文学》一书中,认为此文“淋漓喷薄,无复摹秦仿汉之习;而感慨中出诙诡,乃极似太史公《游侠列传》、杨恽《报孙会宗书》。”《西门记》、《西征记》则描写抗倭斗争,生动真切,指陈时弊,也颇淋漓,都是较好作品。
他的诗歌,开始学习李白,颇以歌行跌宕自喜。表面上也追求超忽飞动,但缺乏李白诗那特有的豪迈气势和充沛感情,故作品给人以拉杂叫嚣之感,并无多少佳作。他的律诗,常有隽句而无完篇。诸如“鱼龙残夜笛,风雨急秋砧”(《闻雁》)、“秋衣下风露,夕草乱芙蓉”(《秋夜顾二丈来集》)、“愁边鸿雁中原去,眼底龙蛇畏路多”(《除前钱惟重夜至》)等,尚善于描绘眼前景色,但也有重复雷同的毛病,有人讥议其诗是“薜荔芙蓉、蘼芜杨柳,百篇一律”(朱彝尊《静老居诗话》)。他的绝句较有神韵,如“黄菊故人杯,青山游子路。匹马向垂杨,回首燕云暮”(《送吴山人》)。宗臣诗歌无论歌行今体,内容都较单薄,故创作成就不太高。 宗臣除诗文而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字有待辑佚。如民国时期印行的《五百名家注史记》一书就有宗臣的眉批。
撰有《宗子相集》15卷,乃系嘉靖三十九年(1560),值其瘵疾危重之时,由其门人黄中等编次刊行。有明就正斋本,清《四库全书》本及其后裔手抄本,其诗格调清新,娟秀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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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刘一丈书
明代:宗臣
数千里外,得长者时赐一书,以慰长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馈遗,则不才益 将何以报焉?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
至以「上下 相孚,才德称位」语不才,则不才有深感焉。 夫才德不称,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
且今之所谓孚者,何哉?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即门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见;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 。抵暮,则前所受赠金者,出报客曰:「相公倦,谢客矣!客请明日来!」即明日, 又不敢不来。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门者怒曰:「为谁?」则曰 :「昨日之客来。」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客心耻之 ,强忍而与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又立向 所立厩中。 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 起则上所上寿金。主者故不受,则固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然後命吏纳之。 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出揖门者曰:「官人幸顾我,他日来,幸 无阻我也!」门者答揖。大喜奔出,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 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语人曰:「某也贤!某也贤!」闻者亦心许交赞之。
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长者谓仆能之乎?前所谓权门者,自岁时伏腊,一刺之外,即经年不往也。闲道经其门,则亦掩耳 闭目,跃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则仆之褊衷,以此长不见怡於长吏,仆则愈 益不顾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长者闻之,得无厌 其为迂乎?
乡园多故,不能不动客子之愁。至于长者之抱才而困,则又令我怆然有感。天之与先生者甚厚,亡论长者不欲轻弃之,即天意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幸宁心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