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祯卿

徐祯卿(1479-1511)字昌谷,一字昌国,汉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祖籍常熟梅李镇,后迁居吴县。明代文学家,被人称为“吴中诗冠”,是吴中四才子(亦称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因“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之绝句而为人称誉。

诗学思想

  徐祯卿的思想。其思想仍依其生平分为两个时期,其前期对儒、佛、道、文学等兼收并蓄,体现出一种大体符合吴中地域的知识杂进性特征;后期大体可以王阳明所说的“学凡三变”来勾勒其思想的转变轨迹。“末世论”思想是徐祯卿对时代特征的一种概念性把握,也是其思想的一个基础起点,徐氏对文学复古的倡导、一生潜心“玄学”等都与其欲拯救“末世”的意图相关。徐祯卿的思想历程是与整个时代结合在一起的,每一次转变大都体现了其精神结构的转换,从时间来看,徐祯卿是七子典范作家中较早由文学转入道学,又最早转向心学之人。《谈艺录》与徐祯卿的诗学理论。《谈艺录》是徐祯卿的诗学理论专著,其诗学思想可以概括为在“复古”观念的观照之下,以“情”为核心带动“气”、“声”、“辞”、“韵”、“思”等诸理论要素的诗论体系。其时的社会政治、思想潮流以及吴中文人的文化复古思潮、感受主义与审美主义的膨胀均为徐祯卿“主情”、“复古”观念的产生提供了极有利的环境。“因情立格”说则是徐氏对情感与格调的相互关系所作的探索,为复古派提供了一个学习汉魏古诗的基本途径。徐祯卿吴中时期的诗歌与吴中地域性因素的关系。徐祯卿早期的习诗系统为六朝、中唐白居易、刘禹锡,又兼以晚唐,诗歌以“情深”为主要特征,风格哀婉清丽,诗中涌动的“愁绪”及对意象系统的选择形成其感伤化的诗境。徐祯卿前期诗歌主要是融入吴中一脉,具有很强的吴中地域性,但又有鲜明的个体性特征,特别是对“情”的吟咏与张扬在吴中“主意”的诗坛环境中显得尤为突出,同时也成为其入京后加入复古主义阵营的前在因由之一(另一主要因由则是其复古主张)。徐祯卿与李梦阳等七子盟友的交往与转变。相对而言,在七子盟友中徐氏与李梦阳往来密切,特相友善,与边贡、南京作家群中的朱应登、顾璘亦交往颇多且情谊深厚,与何景明也有往来及诗歌酬赠,但相聚时日极短,而其与王廷相、康海、王九思、郑善夫等人交往的记载不多。关于徐祯卿后期诗歌观念的转变问题,本文主张其诗学观念在后期并没有发生大的转变,只是因指导其后期诗歌创作的观念由吴中风习转向复古理论,才导致习诗系统改趋汉、魏,诗歌内容、艺术特征等也发生转变,但同时也保留了前期情深、清丽等特征。可以说徐祯卿的后期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北文风的交融。李、徐论辩及二人诗学思想辨析。在前七子复古运动史上,徐、李二人之间发生了一次诗学理论上的论辩,本文对论辩的具体时间、起因、过程以及论辨的态度、结果等做了比较细致的考察。李、徐二人的诗学观念在“复古”、“主情”等基本主张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次一级层次上还是有些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根深蒂固,始终存在,如在“复古”观念方面,二人对具体的复古统序、复古范型内部要素的选择等还存在一些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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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徐祯卿天性聪颖,少长文理,人称“家不蓄一书,而无所不通”。早年学文于吴宽,学书法于李应祯。 在文学流派上,与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九思、边贡和王廷相并成为“前七子”,强调文章学习秦汉,古诗推崇汉魏,近体宗法盛唐,王世贞《艺苑卮言》内引有“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之绝句。书法亦是一绝,王世贞称: “待诏小楷师二王,精工之甚,少年草师怀素,行笔仿苏(轼)、黄(庭坚)、米(芾)及《集王书圣教序》晚岁取《集王书圣教序》损益之,加以苍老,遂自成一家。”

  徐祯卿著有《迪功集》、《迪功外集》、以及文学批判著作《谈艺录》。

  徐祯卿16岁著《新倩集》。但早年屡试不第,读《离骚》有感,作《叹叹集》;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作《江行记》;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与文征明合纂《太湖新录》;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闻鞑靼入侵,官兵抗战不力而败,又作长诗《榆台行》。同年中进士,因貌丑,不得入翰林,改授大理左寺副。明正德五年(1510年)被贬为国子监博士。

  徐祯卿后期信仰道教,研习养生。明正德六年(1511年)卒于京师,年仅33岁,为四才子中最早过世和享寿最短的。徐祯卿的著述尚有《迪功集》、《翦胜野闻》(该书多诋毁明太祖的内容,实为诬告)、《异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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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成就

  “吴中四才子”中,唐寅、祝允明、文征明三人,以画或书法蜚声于世,独徐祯卿以诗歌名满士林。徐祯卿在诗坛占有特殊地位,诗作之多,号称“文雄”。早期诗作近白居易、刘禹锡风格,及第后受李梦阳、何景明、迪贡等影响,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参与文学复古运动,为“前七子”之一(其他六人为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所作《谈艺录》,只论汉魏,六朝以后不屑一顾,阐述重在复古之论。其诗格调高雅,纵横驰骋于汉唐之间,虽刻意复古,但仍不失吴中风流之情。

  清人沈德潜编选《明诗别裁集》,四才子诗,只收录徐祯卿和文征明两人,文征明仅录两首,而徐祯卿诗竟辑录二十三首之多。他为前七子之一,声誉仅次于李(梦阳)、何(景明)。《明诗综》在比较徐与李、何诗歌时曰:“李气雄,何才逸,徐情深”,一语中的地指出徐祯卿诗歌的基本特征——“情深”。他虽然与李梦阳同调,但中原习气未深,江左流风犹存,吴中派清丽秀逸的风格仍有保留,较前七子其余各家诗作更有自身特点。《明史》用“熔炼精警”四字概括其诗风格。他长于七言近体,绝句尤精,清词逸格,情韵隽永。

  徐祯卿所撰诗话《谈艺录》,颇多精辟警策见解,在明代诗话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诗话史中都是屈指可数的精品。且不说前后七子及其追随者们对此备加推崇,就连以反复古自命的钱谦益,也对徐祯卿这篇诗论大加赞赏:“专门诗学,究订体裁,上探骚雅,下括高岑,融会折衷,备兹文质,取充栋之草,删百存一,至今海内,奉如圭璧”。现代文学大师钱钟书先生甚至直接将“谈艺录”用作自己的著作之名。徐祯卿作为“吴中诗人之冠”(《明史》卷286),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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